《論語》中的以“文”化人

　　《論語》通篇看起來都在講修齊治平的義理，但并不會讓人覺得艱深晦澀。相反，它能讓人常讀常新，隨時翻開的時候也總會發(fā)現(xiàn)一些細節(jié)的微妙之處，究其原因，在于其文本的一種文學性特質(zhì)。文學性與情緒情感、表達手法、場景氛圍、氣韻節(jié)奏緊密相關，因為這種文學性，楊絳先生曾經(jīng)在《我是怎樣讀〈論語〉的？》一文中說——“四書”中我最喜歡《論語》，因為最有趣。讀《論語》，讀的是一句一句話，看見的卻是一個一個人。

　　孔門四科著眼于“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文學方面見長的是子游和子夏，但編輯《論語》的孔門弟子及后人們，仍是體現(xiàn)了極高的文學修養(yǎng)和品位。

　　總體而言，儒家以人倫教化為己任，圣賢是全民之師，絕不把自己與眾生隔絕。但從文辭的表達特征來講，同為儒家經(jīng)典，《論語》與《中庸》和《大學》相比，傳遞出的是更加平實溫暖的生活氣息。如開篇《學而》中，“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習、交友、日常交往，講的都是來自百姓日用的生活場景和生活體驗，是起居行事、待人接物，同時又是安身立命、政通人和，讀來親和愜意，循循善誘，明白通暢，從容不迫，令人頓生如沐春風之感。正所謂“圣人語人不語神，語常不語怪。”

　　雖說如此，《論語》在遣詞用句上卻從不粗陋，通篇可見精巧的句子結構，精辟而富有哲理的對句、排句。如《雍也》篇中的“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述而》篇的“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泰伯》篇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這也與孔子“不學詩，無以言”的詩教觀高度統(tǒng)一，極具韻律和美感。

　　文學的核心是人。作為言行錄，《論語》中對于孔子在不同情境中的神態(tài)和表情的描寫雖然簡約，卻十分生動可感。

　　《陽貨》篇中記錄了孔子與弟子子游的一段對話——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門弟子子游做了武城的邑宰，實施庠序教化，學習禮樂的人很多，小城中弦歌不輟。孔子到了武城，聽到彈琴和歌唱的聲音，有感于當時禮崩樂壞的時代背景，聯(lián)想到許多大國的民眾都沒有這般對禮樂的喜好，而在武城這個小地方卻有如此成功的化民成俗，其實是有些喜出望外的，因此“莞爾一笑”，用了一種玩笑的口吻，說“割雞焉用牛刀”。這表現(xiàn)了夫子少見的詼諧輕松、和藹有趣的一面。子游回答：“以前我聽老師說過，‘君子學習了道，知了禮樂就會愛人；老百姓學習了道，知了禮樂就容易引導和管理。’”聽到這段話，孔子馬上正色道：“學生們，言偃（子游）的話是對的。我剛才說的話不過是同他開玩笑罷了。”這一段文字很有戲劇性，孔子從輕松詼諧到深沉肅穆，前后的轉變，氛圍感很強，反映出孔子的真實親切，也體現(xiàn)了他對于“治國安邦”之事的在意和敬畏。

　　另外，《憲問》篇中對于孔子和老相識原壤的相見場景的描寫也十分生動有趣，從夫子對原壤的高度概括及一個微小動作體現(xiàn)了孔子的率真之氣。原文為：“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孔子的老相識原壤為人放浪形骸，不守禮法，孔子去拜訪他，原本他應該出門迎接，他卻坐在那里，伸長了腿等著孔子，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因為是老熟人，孔子就直言批評了他，說他小時候不尊敬兄長，長大了也沒什么值得稱道的，老了又不死成為禍害。正所謂“（君子）聽其言也厲”，孔子的嫌棄之情可以說溢于言表了。而且，除了這種言辭上的硬剛，孔子還用手杖輕敲了原壤的小腿。這個動作反映出他對于老熟人的“恨鐵不成鋼”，更傳遞出對于“禮”的堅定維護。兩個人的形象同時躍然紙上了。

　　以上兩章內(nèi)容，都不是圍繞“義理”而展開的，而是在具體的事件中呈現(xiàn)孔子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傾向，因此會給讀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事實上，后世對孔子的性格特點和精神境界的認知，也正是來源于《論語》中許多段落呈現(xiàn)出的“氛圍感”和戲劇感。

　　孔子廣收弟子，周游列國，希望在整個社會道德危機、生靈涂炭之時，重新倡導和建立社會秩序，回到“內(nèi)圣外王”“郁郁乎文哉”的德治禮治時代，以王道代替霸道，締造禮義之邦。他這種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生選擇，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合時宜而且是愚蠢至極的。

　　《微子》篇中，孔子師徒與隱士長沮、桀溺的相遇，從文學表達的層面而言，情節(jié)曲折，情感流露自然真切，讓人讀來似微型小說一般：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這段的內(nèi)容描述孔子師徒在周游列國的途中，偶遇隱者長沮、桀溺在耕田，孔子讓子路去詢問渡口在哪里。長沮問子路“駕車的那個人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又問是不是“魯國的孔丘”，子路說是。長沮說：“他早該知道渡口在哪兒了。”子路又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說是仲由。桀溺再次確認了子路是孔子的學生，而后說：“社會紛亂，像洪水一樣壞人壞事到處彌漫，全天下都是這樣，誰能改變得了呢？你與其跟著孔丘那種逃避壞人的人，還不如跟著我們這些避世隱居的人呢。”說完，就繼續(xù)翻土勞作。子路回來把這些告訴了孔子。孔子失望地嘆息說：“我們既然無法跟鳥獸待在一起，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跟誰在一起呢？天下如果太平，我就不會和你們一起來費力改變現(xiàn)實了。”

　　這段對話的核心是“問路”，子路問的是渡口怎么走，隱者跟他講的是人生之路如何選擇的問題。面對隱者長沮和桀溺鄙夷不屑的嘲諷言辭，孔子的落寞和難過溢于言表，此處“憮然”一詞非常之準確傳神，然而孔子對于自己的選擇非常明確和堅定，因此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他提醒子路，既然生之為人，便要有理性和責任，不能如鳥獸一般進入純自然的環(huán)境，就要面對真實的社會生活。末句“丘不與易也”，指天下若有道，人間和諧美好，自己就不會和弟子們一起去改變社會了。這一段的描寫，充分體現(xiàn)了孔子“仁以為己任”的價值追求和不問結果、為天下蒼生奔走的勇氣擔當，但并非直接對孔子歌功頌德，而是通過幾個人物的言語、舉止、神情，生動展示了他們“出世”和“入世”的迥異人生追求，也讓讀者體會到夫子選擇的這條路其實比做隱士要艱難得多，烘托出了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偉大使命感。

　　《論語》的文學性，還體現(xiàn)在大量比喻手法的運用，其中有明喻、暗喻、借喻、反喻、引喻、對喻等。這些修辭的運用，對于論理和記敘為主的《論語》文本增色不少，大大提高了表達的形象性、趣味性，也引發(fā)了讀者的想象空間。

　　如《子罕》篇中出現(xiàn)了兩句以自然景物作比的句子，一句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另一句為“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這兩句都稱得上是千古名句，所蘊涵的精神內(nèi)涵都十分豐富深刻，前者是對于時間和生命流逝的哲思詠嘆，后者則是對于外境磨礪下的人的風骨彰顯和對生命韌性、君子人格的歌頌。正如鐘嶸所說，“因物喻志，比也”。儒家的修身目標和原則，本質(zhì)上緊緊關聯(lián)如何在生命里創(chuàng)造一種永恒的意義和價值，超越作為人的一種有限性，達成一種卓然和不朽。不管是對于時間流逝的緊迫感，還是對于亂世危局的摧折和考驗，孔子的感慨和譬喻都具有極深的意味。

　　《論語》中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有趣比喻，是《述而》中的“浮云”意象。“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者，于我如浮云。”君子務本，喻于義而非喻于利，夫子的根本追求在于“道”，因此孔顏之樂完全是精神世界的坦蕩和快慰，對于物質(zhì)的需要極其簡單。相比之下，那些借由不義手段所獲的財富地位，對夫子來說就像是浮云一樣。之所以用“浮云”作比，是因為浮云虛無飄緲的特性，它看起來很美很高，但卻聚散不定，是靠不住的東西。富與貴對世人充滿了吸引力，是因為世人大都目光短淺，被欲望羈絆而不得自主。而以孔子的大智慧，自然心明眼亮，不受虛榮的惑亂，能夠超然物外。

　　此外，《為政》篇中關于誠信也有精彩的比喻。“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章把“信”喻為大車（牛車）和小車（馬車）連接橫木的輗和軏，別有深意，一方面強調(diào)這種連接工具的重要價值，沒有它們，人就沒有辦法利用牛馬的力量拉動車子前行，表現(xiàn)了人沒有誠信就無法得到他人的信任和相助，寸步難行。另一方面，輗和軏在車子的部件中都屬于非常容易磨損的部分，而一個人誠信的口碑亦是日積月累方能建立起來，但是一朝不慎便會毀于一旦，重新建立難于上青天。

　　總體而言，《論語》的文學性特征，是儒家文化心理結構的外化，對兩千年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具有塑造之功，也對后世文人墨客的散文寫作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每一位認真閱讀《論語》的讀者，在掩卷之時，腦海中總會呈現(xiàn)出一個個具體的人物形象，也常能體會到一種難以言傳的氛圍感。這些情形，恰恰是因為《論語》真正體現(xiàn)了以“文”化人的力量。

　　（作者：車鳳，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化創(chuàng)新與傳播研究院智庫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