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惠俊（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

　　兩宋筆記中記錄了不少宋詞本事，但絕大多數并不可靠，存在嚴重的情節失真。宋學達《宋人詞本事書寫的虛構現象及其反思》一文認為，凡有大量細節描寫者、凡以詞句比附情節者皆應懷疑，但對于虛構與失真的原因則未作解釋。實際上，如若將視線轉至筆記的整體寫作意圖與筆記的文體性質，能夠相對適宜地解答筆記所載之宋詞本事為何普遍失真的問題。

　　如同詩集由若干首詩作組成，文集由若干篇文章組成，筆記則由若干則筆記條目組成。同樣地，詩文集中的作品大多互不相關，筆記條目通常也相對獨立，給讀者帶來蕪雜散漫的閱讀感受。盡管如此，筆記與詩文集之間還是有著根本性差異。詩文作者通常先獨立寫下緣起各異的作品，之后再將其裒為一編。雖然也存在著寫作意圖先行的詩文集，但終究會被視作特殊案例。筆記則與之相反，作者往往先持有一個寫作意圖，再根據這個意圖收集記錄相關條目。所以看似散漫率意、互不相涉的筆記條目之間，其實有著來自筆記意圖的松散聯系。只要是能夠承載并傳播筆記意圖的故事，便會被筆記作者記錄在冊，至于情節的真偽，則并不會引起作者的在意。宋人對此已有認知，不僅會以此為筆記中的虛假情節辯護，甚至還會主動承認利用虛幻以傳播寫作旨趣。章炳文《搜神秘覽》自序即云：“物之不奇，不足以為傳也；事之不異，不足以為記也。”宋代筆記所載的宋詞本事，便是一種承載并傳播筆記寫作意圖的故事類型，筆記作者并不在意本事的真偽，只求能夠有效傳播自己的寫作意圖，而且還會在詞體小道艷科的文體觀念下，做出改動增刪。

　　勸誡教化是北宋筆記的常見寫作意圖之一，相關筆記中便存在不少情節失真卻足供勸誡的宋詞本事。王得臣于《麈史》中記錄了這么一段故事：李清臣于某夜夢至王陵舍，填寫了一闋以《謁金門》上片相犯《采桑子》下片的怪詞。后來他在王陵舍貶所辭世，臨終方悟前夢之兆。盡管此詞文本頗令人生疑，李清臣亦沒有應歌度曲之長，但一朝宰相卒于貶所的情節構成了完美的前后落差，與王得臣在序文里提到的勸誡世人福禍相倚的意圖全然相契。這段故事也被曾敏行記錄于《獨醒雜志》中，但主人公變成了賀鑄。情節失真，卻能夠滿足曾敏行傳播蘇門群體形象的筆記寫作意圖。正是不同的寫作意圖導致了王得臣與曾敏行的記載差異。

　　除了勸誡教化類筆記，在詩話類筆記中可以看到更為清晰的相關案例，如嚴有翼在《藝苑雌黃》里所記：“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煙雨不能然也。”無論是歐陽修因近視眼寫下“山色有無中”一句，還是蘇軾出于反擊而填就《水調歌頭》（落日繡簾卷）一詞，皆是經不起推敲的詞作本事。但嚴有翼的關注點顯然不在本事的真實，而是確切摹寫眼前實景的詩學理念。實際上，那些好事者也是基于這個理念才戲謔歐陽修的近視，畢竟“山色有無中”和晴空萬里的景象實在差異甚大，將之歸結于近視恰是縫合二者矛盾的方式。嚴有翼并不滿足于這樣的縫合，畢竟歐陽修本以描摹眼前實景見長，從而嚴氏引蘇軾詞句為證，強調歐陽修此句就是在描摹煙雨朦朧之景，“山色有無中”并不是因短視而造成的錯覺，而是與首句一起將平山堂的陰晴云雨予以貫通式的表達。如此一來，真切摹物的詩法追求就被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本事的真偽也就無須在意。

　　至于本之寫作意圖而將原就失真的詞本事予以新的篡改增刪，則主要體現在流傳于世俗社會的麗情詞本事中。由于詞為艷科的文體傳統，麗情故事本就是宋詞本事的主流。世俗作者對已經流傳于世的詞本事予以香艷化的改動甚至增添，可以擴大世俗社會的潛在讀者，可以給以此為表演底本的說話人帶來更多的聽眾，還可以實現其市場熱銷的寫作或出版期待。王闢之在《澠水燕談錄》卷八記錄了柳永《醉蓬萊》詞的本事，逐句分析此詞的敗筆，并同時記錄了柳永交結宦官以獲進詞之事，由此總結出仁宗厭惡此詞的原因。可見王闢之的筆記寫作意圖還是勸誡教化，希望后人能以柳永為戒，既要將應制歌詞寫得合乎體式，又不能將仕途希望只牽系于此，更不能觸犯與宦官交通的大忌。葉夢得在《避暑錄話》里則記錄了柳永身后歸葬的故事：“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后不得，乃為出錢葬之。”這段情節與葉夢得先前為柳永一生作出的評價“擇術不可不慎”相契，還是希望讀者不要重蹈柳永覆轍。不過葉王二人均未對故事的真偽作詳細的考辨。當這兩則筆記條目傳入世俗社會后，情節迅速因寫作意圖與讀者趣味的改換而發生新變。《古今詞話》里有一則拼合二者的柳永故事，前半部分述《醉蓬萊》詞本事，后半部分為柳永歸葬故事。但世俗社會的文本并沒有詳究柳永的失誤，于輕描淡寫間還是透露著對柳詞魅力的贊賞。而葉夢得的記錄更遭到了世俗作者本之娛樂性的篡改增添，為柳永收葬的人從王和甫變為了歌妓，還于文末新編了一段浪子于柳永墓前戲謔縱飲的情節。這番篡改確實于世俗社會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以至于被馮夢龍敷演成一篇《眾名姬春風吊柳七》，收入《喻世明言》之中。

　　或許是由于麗情詞本事能夠獲得有效傳播，使得一些親近世俗的南宋下層士人也在筆記中對麗情詞本事予以新的虛構。最典型者莫過于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本事的諸多記載。自吳曾在《能改齋漫錄》中聲稱此詞乃為黃州王氏女所作，后人便屢屢重提這段癡情女子中意一代才士的故事。但不同作者記錄的寫作時地與女子姓氏卻各不相同：《甕牖閑評》云為黃州不知名姓女，《東園叢說》記成蜀中王氏女，《野客叢書》則說是惠州溫都監之女。這些筆記作者無疑有著消費名人以傳己名的寫作意圖與心態，故而先以大致相同的情節喚醒讀者對于一段講濫的蘇軾花邊新聞之記憶，再以微異的細節提供意外的閱讀體驗，使得讀者產生該作者或許掌握了獨家消息的猜測。當然，“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的詞題已經明白交代這是初貶黃州之時的自我抒懷，眾人的編排無非從黃庭堅“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的跋語而來。黃庭堅在意的是神仙風致、高妙詞句與深厚學問，而這些筆記作者只是簡單地把人間煙火視作男女情愛，但卻能滿足他們獲得大量讀者的寫作意圖。

　　其實，北宋后期以來的筆記作者不僅明白失真情節與筆記寫作意圖的重要關聯，也意識到在筆記閱讀過程中早已發生“買櫝還珠”式偏誤，即讀者沉浸在曲折動人的失真情節中，忘卻了本該由此傳播的寫作意圖。時人也已不斷呼吁讀者應該回歸筆記寫作的本來意圖。如石京在《茅亭客話序》中明言此書“可以為后世欽慕儆戒者昭昭然，足使覽者益夫耳聞目見之廣識。”“豈徒好奇尚怪，事詞藻之靡麗，以資世俗談噱之柄而已哉！”然而無論怎么呼吁都改變不了筆記作者本不在意情節失真的事實，他們還是會如上所述地根據筆記寫作意圖記錄下不實的宋詞本事甚至予以新的篡改，這些實踐又不斷加劇與固化兩宋筆記所載之宋詞本事的普遍失真特質。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