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代以來，許多翻譯實踐直接影響了現代化進程。而現今，為何大多數譯者的處境依舊邊緣化？

　　章文：首先，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心態大有差異。開眼看世界是晚清民國時提升自我的必要手段，所以翻譯才會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上為人所重視。其次，不同的領域評價標準也并不一致。在絕大多數領域中，“實用性”才是最高標準，人們更多地關注翻譯有沒有帶來新的東西，能不能帶來實際的好處。但學術作為一個專門性很強的場域，作為一個理應向前推進人類知識界限的場域，“實用性”顯然不是最重要或者說是唯一重要的標準，“創造性”或“對人類認知的推動性”才是。在這個意義上，重述他者話語、重復既有認知的翻譯就顯得沒那么重要了。再次，我認為還有資源的稀缺性和所謂“投入產出比”等諸多問題。翻譯固然辛苦，但存在其不過是“語言轉碼”的偏見，會有人認為與專著、論文相比，翻譯投入不多，所獲卻不少，其成就應大打折扣；且市場上譯著數量極多，遠超核心期刊的發文數量，在論文資源更為稀缺的情況下，用是否能獲得更少見的資源來評估個體的競爭力是通用邏輯。

　　記者：有人認為“翻譯低于原著，譯者低于作者”，對此您怎么看？

　　章文：這樣的觀點需要更新。我們先從“翻譯”和“原著”這兩個概念上來回答這個問題，然后再看同一部作品的原作和譯作間的關系。用慣常的話術來說，譯著在某種意義上是模仿，所以天然低人一等，但模仿的存在不應該遮蔽翻譯行為中巨大的創造性。與此同時，即便在學術領域，創造性也不是唯一的評價標準。事實上，所有的學術成果都是對前人成果的模仿和自我創造的結合，都植根于前人已經織就的巨大的互文性網絡，在這一點上，翻譯與寫作并無本質區別。

　　以上是翻譯是否因缺少創造性而低于原作的問題。其實還有另一個層面，就是絕對的價值層面。的確有不盡如人意的譯作，但難道就沒有質量堪憂的原作嗎？一本在我國心理科學發展之初譯來的弗洛伊德作品固然是譯作，一篇今天的心理學課程論文當然也是原作。這種情況下，我們并不能說原作高于譯作。

　　記者：除了實用性和分享作用，翻譯本身是否有更高的語言學或哲學價值？

　　章文：同一本作品的原作和譯作，我們雖然承認原作和原作者有絕對的話語權，但也不能說譯作一定低于原作。以一些翻譯理論視角來看，翻譯恰是對原作的提升。它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原作的經驗性和歷時性，掙脫了自然語言的桎梏，是“作品的作品”，是朝向更高級、更完滿的“純語言”所走的一步。

　　從日常經驗的角度來看，我們也不能否認翻譯的價值。在同一個語言社群內部，我們從不否認交流的價值，我們都會說“你有一個思想，我有一個思想，我們互相交流，就都有了兩個思想”。事實上，比起原作，翻譯在某些特定時期能為自我帶來更大的啟迪和價值。現代漢語很大程度上是翻譯帶來的西化的結果，翻譯時至今日仍在變革我們的語言和文化，它帶來的“異”往往是比“我”更新鮮的血液。比如，沒有對“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的硬譯，就不會有中文中“不能同意更多”這句話。這些西化表達不完全是母語不純粹的表現，還可能是對母語潛能的激活。所以我認為，無論是從實際層面還是從理論層面，翻譯都有高出原作的可能，為翻譯正名的前提是我們承認翻譯和原著一樣具有價值。

　　記者：國外對翻譯成果如何認定？

　　章文：我個人只對法國的評價體系略有了解，所以就冒昧說幾句。首先，法國并不存在美國意義上的學者評價體系，因為公立大學的教師視同公務員，是一個終身職位。且法國的大學教師僅有兩個層級，“講師”和“教授”，而從前者晉升成后者并沒有特別可量化的標準：除了成果、名額等因素之外，還往往為了獲得博導資格，要寫一篇大論文并通過答辯，這篇論文的篇幅也接近博士論文。且法國文科并不奉行SSCI，A&HCI之類英美國家主導的引文索引，所以在法國學者那里，對特定成果的焦慮和渴求遠沒有那么大，個人感覺法國學界對高質量譯著還是頗為重視的。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