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學郭常英教授領銜的研究團隊近年來一直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整理及研究”進行深耕，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近日欣聞郭常英與岳鵬星合著的《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研究》一書已經出版，為中國近代慈善史研究領域再創佳績。該書共分六章，分別是：晚清時期的慈善義演、民國時期的慈善義演（上）、民國時期的慈善義演（下）、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的主體力量、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的主要類型與功能、慈善義演與中國近代慈善事業轉型。從整體上看，該書有三個重要的學術創新點。

　　其一，研究角度新。首先從歷時性角度來看，該書將近代慈善義演的緣起及演變分為晚清、民國前期與民國后期三個階段，對近代慈善義演不同時期的發展背景、變化、特點進行了詳盡闡述。其次從共時性角度將近代慈善義演的主體力量分為政府與社會兩個方面。書中明確指出，在近代慈善義演組織過程中，主辦者要按照政府指令來行事，如果沒有政府主管部門的審批和同意，義演就無法進行。同時也看到，近代社會的動蕩與無序使得日常的慈善義演很難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與政府力量的缺位與不到位不同，社會力量一直是近代慈善義演產生、發展、嬗變的主要推動力量。相關認識在筆者所從事的慈善史研究中同樣有所體現。

　　其二，提出觀點新。該書觀點的新穎主要體現在作者雖然立足于義演，但卻并不局限于義演，在慈善史研究的某些重大問題上同樣進行了有益補充。郭常英十分注重在國家與社會的研究框架之下，對慈善義演與傳統慈善文化的關系進行闡發。如在第六章第二節提出了“社會娛善文化”這一概念，深入探討了慈善理念與娛樂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娛善文化”的社會網絡性對民國社會各階層的不同作用與影響。再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將慈善義演作為“娛善文化”的代表，以“寓善于樂”為特點，構建了一個新的文化場域，豐富了近代慈善文化發展的外延與內涵。又如該書第一章在近代口岸城市的興起與都市娛樂的繁榮背景下，探尋中國近代慈善義演衍生的內在邏輯。尤為可貴的是，作者認為近代慈善義演的興起與晚清義賑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時代關聯性，在中西文化的交互影響下，傳統善堂善會依靠田租和民眾自愿捐款的籌款模式已不能適應近代慈善事業蓬勃發展的需要，發行彩票、購買股票、義演、義賣等新型慈善募捐方式伴隨著晚清義賑得到迅速發展。

　　其三，運用史料新。《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研究》一書運用了大量未刊的檔案、報紙、資料匯編、時人文集等資料，不僅填補了過往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將慈善史研究從慈善事業提升至慈善文化的新高度。聯想到近年來該團隊不辭辛苦奔走各地查找與搜集資料，實在讓人不由發出“功夫不負有心人”之感慨。

　　此外，全書從整體上對近代慈善義演的發展進行了系統性理論性思考，將研究視域從晚清延展至民國時期，緊密結合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并且靈活運用了公共空間、社群認同等社會學理論，體現出跨學科視角。本書還引用了諸多研究個案，例如在分析民國后期義演的變化時，以天津市正宗救濟會為例，通過其與天津市社會局的免稅交涉過程，突出了政府對慈善義演的嚴格管控，反映出抗戰后政治力量對社會文化生活的滲透。

　　當然，作為一部中國近代慈善義演拓荒階段的作品，《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研究》在某些方面還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譬如，對慈善人物的探討不夠；書中有些章節的論述仍有進一步將史料進行細化分析的余地；對于近代慈善義演衍生的原因，缺乏對中國傳統慈善理念中的義演因素的考察；書中過多論述了慈善與娛樂之間的良性互動，而對二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似關注不夠。

　　中國自古以來便擁有悠久的慈善文化傳統，自晚清義賑之后，傳統的慈善事業開始出現嬗變。以上海為例，民國時期上海的民間慈善組織大量涌現，成為當之無愧的慈善之都。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慈善事業恢復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華慈善總會和地方慈善會紛紛成立。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當下中國慈善事業正處于轉型節點，如何協調當代慈善事業發展中政府與民間力量的關系、如何繼承弘揚中國傳統慈善文化等，都是當代史學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問題。作者在該書結語處也提到近代慈善義演多以賑災義演、公益演出和愛國動員為指向，從其發展脈絡來看，呈現出一種從初級“社會救助”向高級“民族大義”提升的趨勢。在筆者看來，當代慈善事業的發展正由過去的“小慈善”向時代所呼喚的社會“大慈善”轉變，發掘中國歷史上的慈善文化及其優良傳統，借鑒其中的寶貴經驗能夠給我們帶來思考與啟示。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