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孫鴻烈先生講經歷，若說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是“看電影”，是不是有些奇怪？可是電影并非一般的電影，是《創業》；也并非尋常年頭尋常地點，是在1975年的拉薩。

　　其時西藏科考進入第三年，條件大為改善：青藏隊隊部已在拉薩西郊的格培山前安營扎寨，建了基地，后勤保障加強。格培山就像一列屏風，橫亙拉薩市區以北，既不雄偉還有些荒涼，只在山褶處可見綠樹，山下則是大片濕地牧場。基地大本營位于自治區第三招待所大院內，一大片相當像樣的建筑，自治區黨校從藏東的易貢搬遷至此，是后來的事情；做了校址，拉薩人依然習稱“三所”。三所有座大禮堂，兼做電影院。當年春夏之交，正值空中和地面各路人馬齊集拉薩，大禮堂一連三晚放映《創業》，孫鴻烈一連三晚端坐觀看。影片主人公，那位飽經憂患、矢志不渝、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殊勛的總工程師形象，正是以孫鴻烈的父親為原型塑造的。新中國誕生前夕，甘肅玉門油礦總地質師孫健初先生，既謝絕了美國同行的邀請，沒有出國赴美，也沒按舊政權要求撤往新疆，而是和工人一起留守護礦，迎接玉門和平解放；新中國成立后，任職于石油管理總局并擔任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為了永遠的銘記，玉門人、家鄉人、中國人為之塑像立碑，象征著“中國石油之父”精神不朽、業績長存。

　　電影《創業》的公映也經歷過反復。特殊年代里，由于影片正面刻畫頌揚了知識分子，曾一度禁演，幸好毛主席說了“此片無大錯”，復又開禁。看過一遍再一遍，孫鴻烈說，每當他凝望著銀幕上的父輩形象，都會情不自禁，熱淚盈眶——父輩形象，由父親一代救亡圖存的中國科學家群體疊化而成，就像一面令人高舉遠慕的旗幟，從血脈到精神，從事業到命運，感召著、指引著自己的一生一世。

　　孫鴻烈先生1932年出生于北平， 1937年抗戰爆發，舉家遷往南京。父親又遠赴玉門找石油，行前托付地質調查所同事好友照顧家小。南京淪陷前，母子倆由父親的同事保護，擠上渡船，經南昌、長沙撤至重慶……這就是童年孫鴻烈最初的經歷。記憶里有逃難的人群，有日寇飛機的轟炸，有重慶北碚“難民村”泥巴糊的竹籬家院。同住一院的，恰是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專家，后來皆成大家：陳恩鳳、馬溶之、熊毅、李連捷、劉海蓬，等等。有一組統計數字很有意思：新中國第一批院士（時稱學部委員），倒有半數經歷過重慶大轟炸——國難當頭，仍不忘調查研究做學問，話語間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土壤”，從此這兩個字深植于兒時記憶。

少兒時代的孫鴻烈，與父母合影于甘肅酒泉

　　1941年隨母親輾轉來到玉門油礦附近的酒泉，一家三口終得團聚。在酒泉讀過小學讀初中，蘭州讀高中，喝了三年黃河水。在西北師院附中，少年孫鴻烈不僅學業優異，尤其數學拔尖，擔任班主席，同時身兼學校話劇團主力。師院附中校址在蘭州遠郊的十里店，作為住校生，他雖然熱愛校園生活，最盼望的還是假日，可以回到父母身邊。暑假期間，甚至可以跟隨父親的地質調查隊到野外，騎馬騎駱駝。在青藏高原北緣祁連山下，極目大漠曠野，雪山草原，少年情懷中，“野外”是最初的召喚和向往。

　　1950年高中畢業前夕，父親調至燃料工業部石油總局任職，全家搬回北京。父親老友李連捷和劉海蓬前來看望——“難民村”里的鄰居，日機轟炸的硝煙里還不忘討論土壤的這兩位，正好都在北京農業大學土壤系當教授，眼見當年的毛頭小子已成青年才俊，滿心歡喜，聽說正為高考選專業，二人遂力薦土壤學。一心想要向父輩看齊的孫鴻烈，就這樣考進北農大土壤農化系。不久后李連捷教授隨軍進藏，任科學工作隊農業組組長，沿川藏線考察土壤資源，在拉薩指導建立農場、農業試驗場。西藏，正在此時讓青年孫鴻烈有了最初的概念。

　　大學生活豐富多彩，名師教導下的課堂聽講，打下了良好的專業基礎；當班主席、當學生會主席，鍛煉了組織管理能力。尤其暑假中的野外實習，到過張家口、呼和浩特、包頭、銀川各地，實地考察草原、荒漠中不一樣的土壤類型，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壤分布規律，在未來的土壤學家那里，全都是十分有用的知識和經驗。

青年時代的孫鴻烈，作為大學生代表，參加國際農科學生代表大會

　　大學畢業，就業第一崗是留校，在北農大土壤研究室當助教。正趕上1954年開始的國家大項目“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啟動，年輕的助教帶著更年輕的學生加入考察隊。在黃河流域調研黃土，與劉東生先生相遇，從此結下半個世紀的情誼。當時已是學部委員（院士）的李連捷教授十分贊賞劉東生，特請他來給學生們上了一課，主講野外如何觀察，如何做記錄。孫鴻烈看到了劉先生工整的野外筆記，欽佩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也要像劉先生那樣認真做學問。

野外大課堂：考察土壤和植被

　　兩年后繼續學業，考入沈陽林業土壤研究所，做了宋達泉先生的研究生，主攻土壤地理。時值中蘇合作考察黑龍江流域，林土所承擔土壤、植被和林業資源專題，孫鴻烈主研黑土的形成與分類，完成相關論文之外，還編制出1：250萬東北土壤圖。這期間蘇聯土壤學界一流專家李維羅夫斯基、柯夫達、格拉西莫夫都來了，使得東北土壤研究甫一起步即直追國際水平。

　　第一次去西藏，是在1961年。研究生學習階段結束，剛剛調至中科院綜考會，任命同時下達：參加西藏綜合科學考察隊，擔當學術秘書。就這樣，以父輩工作過的青藏北緣為起點，縱向穿越，一直走到喜馬拉雅，并且翻山而過。出發前趕做案頭，查閱了一批資料，所見舊時外國人考察活動居多，不由得心情沉重，下決心借助這次機會，在科學空白區有所作為。此時本輪科考已進行了一年，隊領導已將考察定位在應用，要求查明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供開墾，有哪些礦產可供開發，凡此種種。盡管孫鴻烈認為基礎研究不可偏廢，可是初出茅廬的人沒有話語權，只能是在服從安排、完成任務的同時，珍惜難得機會，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情。就這樣，在喜馬拉雅南坡的亞東，當他率一小組正沉迷于自然條件和垂直地帶分布規律觀察時，竟被召回，被指走偏方向，是“路線錯誤”，不免郁悶。

　　終得釋懷，是在考察歸來，從竺老那里得到的肯定。時任科學院副院長兼綜考會主任的竺可楨先生特意聽取他的匯報，一邊詳做筆記，所關注的恰是海拔高度、溫度和降水量，自然條件與分布規律之類基礎數據，以及雪線、林線、湖泊、土壤、植被變化趨勢。遺憾的是，其時正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本次西藏科考不得不半道中止。尤其令人拊心扼腕的是，竺老這位青藏研究的倡導者，從上世紀30年代選派徐近之進藏，后來指導勉勵過崔之久、孫鴻烈，部署過60年代希夏邦馬、珠穆朗瑪登山科考，歷經磨難，剛剛目送青藏隊再出發，來不及看到業績涌現和人才輩出，即與世長辭。然而在孫鴻烈心目中，竺老何曾離去，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學界獎項——竺可楨野外工作獎，不僅由青藏隊集體獲得過，青藏研究的后生們也有多人獲此殊榮。

　　西藏科考未能重啟，孫鴻烈參加中科院西南考察隊，主持川滇黔接壤地區分隊，轉戰青藏高原東南緣。此后50余年不離不棄，由將才而帥才，作為青藏研究群體總領隊，長期居于首席位置，完成一個終生交付。不過眼下還要再等一等，等待時機，等到具有遠見卓識的大師級人物出場，等到他自己加入青藏研究事業頂層設計之列。

　　這一等就是將近十年。這期間經歷了“運動”，一應業務按下了“暫停鍵”。由于尚年輕的緣故，孫鴻烈沒有成為被批判的主角，只被冠以“修正主義苗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孝子賢孫”站臺陪斗，所以成為最先解脫的一批。解脫之路直通五七干校，在湖北省江漢平原上，跑運輸，修舊房，建新房，種莊稼，經歷類似脫胎換骨的改造，孫鴻烈扛起兩百斤水泥袋也可以健步如常。這期間有過一次機會，參加了綜考會組建的考察隊，是應青海省海南和玉樹兩個州之請，前去調查宜農荒地資源和草場資源。再度重操舊業令人振奮，可惜好景不長，青海歸來還得重回干校，等待單位撤銷就地分配。忽有小道消息傳來，說周總理認為綜考會還是很重要，撤不得。無從分辨確切與否，能夠確定的是由周培源傳達的周總理關于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指示，這就足夠了。隨后群體的和個體的命運改觀，孫鴻烈接到通知：返回京城，地理所上班，任綜合自然地理室土地組副組長。

　　隨后是忙碌的也是喜悅的：副組長孫先生接到的第一個任務，赴蘭州參會。什么會？珠峰科考總結會。然后在總結的基礎上，研究制定青藏高原綜合科考長遠規劃，即十年規劃。就這樣，此前歷次考察過珠峰的骨干隊員齊集蘭州，風云際會，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奠基百年，對于一項事業來說，“蘭州會議”的意義有多重要，說堪比“遵義會議”之于中國革命也不為過。可是當事人說起，往往一語帶過，孫先生只說是擔任秘書，負責起草了規劃，而施雅風先生自有評價：青藏隊自此一往無前，蘭州會議上孫鴻烈是立了大功的！

　　沒錯，出征僅僅兩年，就以戰果業績顯示了實力，領軍人物已然煉成，脫穎而出。至于“科學戰略家”的最終煉成，尚待擔任了中科院副院長、統攬全國資源環境全局之后的建樹作為。

　　此刻，在三所禮堂觀看《創業》的那個人，每每熱淚盈眶，思緒萬千，心中長存無以彌補的缺憾：輪到自己創業了，敬愛的父親卻不在了——早在1952年因意外事故，孫健初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孫鴻烈覺得父親留給自己的更多是精神遺產，那是愛國的精神，敬業的精神，在祖國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的精神。跋涉在青藏高原腹地，常常想起幾十年前父親在大西北戈壁荒漠上的身影，每當此時，仿佛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交流，父與子身心是那么的接近。同樣是年過四旬，在已被西方地學界斷言“貧油”的國土上，父親開創了中國石油工業新紀元，而自己，卻痛失了多少寶貴時光！幸好有了青藏隊，幸好正在邁步走向多年理想，孫鴻烈格外珍惜這次考察機遇，從謀篇布局到專業統籌，無不竭盡全力，自然環境的惡劣、生活條件的艱苦，全都不在話下。即使在率隊阿里考察時，被告知疑似患了“舌癌”（后被否定）時也拒不回京；同時也格外愛惜這一群知識分子——老青藏們對于老隊長全都是有口皆碑，說這位青藏研究第一人正是這項事業持之以恒的凝聚力所在。當然，謙遜的孫鴻烈不同意這一說法，只說是由于事業的魅力、高原的魅力，是青藏研究內驅力凝聚起一個獻身事業的優秀群體。

　　以1973年為節點，此前被稱作新中國青藏科考第一階段。兩相比較，既有連接契合，差別也明顯。以中科院青藏科考隊建立為標志，第二階段（1973—1992）少了臨時性、隨機性，從而成建制、規范化，不再是權宜之計，所以一做20年。自然過渡到第三階段，以1992年孫鴻烈院士首倡并擔任首席科學家的“攀登計劃”青藏項目為標志，作為多學科大綜合的青藏研究事業的基礎已經筑牢。路，越走越寬；人，越聚越多。看來不可思議，實則水到渠成：事業成功諸要素已然具備——宏觀前瞻的決策力，堅定不移的執行力，骨干隊伍穩定，有一位好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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