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工智能應用場景已經擴展到各個角落，并成為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和新興產業。當前，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各地競相布局、梯次推進，呈現出“東強西進、南北互動”的多元格局。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區域正成為全國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的主陣地。

　　如今，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深圳等城市，在人工智能的創新策源、技術轉化與場景落地等方面，均已形成各自優勢。比如，北京憑借雄厚的科研資源和人才儲備，在人工智能算法與基礎研究領域優勢明顯。上海積極推動人工智能與金融、制造業等優勢產業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杭州依托數字經濟基礎，在開源大模型、人形機器人等領域走在前列。廣州作為我國重要的制造業基地，在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的AI應用上不斷形成突破。深圳通過加快構建算力供給普惠、場景應用開放、產業生態健全、創新創業便捷的人工智能發展環境，正迅速崛起為“從算力到場景”的人工智能應用先鋒城市。

　　然而，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仍面臨高水平原創性突破偏少、一些AI大模型仍需完善優化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進一步依托具有政策集成優勢、人才與企業集聚基礎、開放協作能力強的區域城市，能夠為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提供優質土壤，構建起涵蓋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應用推廣、制度試驗等環節的人工智能一體化發展生態，推動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向更深層次、更高質量邁進。

　　在基礎科研方面，要主動“借力”全球高水平科研資源，強化開放合作機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基礎研究方面，根據需要和能力有選擇性地實行更大力度的自主開放，鼓勵高校院所與國際一流實驗室、科技公司共建聯合實驗平臺和技術攻關聯盟，積極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生態體系，提升原始創新與前沿探索能力。

　　在應用技術方面，要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打造支持中試驗證、技術轉化、首臺套示范的綜合平臺，同時充分引導新型科研機構、高校重點實驗室等科研資源協同聯動，面向企業開放公共技術平臺，讓企業共享研發設施，以降低企業研發成本和時間周期，推動科研成果快速實現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同時，通過支持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形成技術突破和產品化能力，打通“從0到1”和“從1到N”的關鍵環節。

　　在金融系統方面，要“合力”整合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母基金和產業資本，探索以科技成果、技術專利作價入股、增信的模式，充分運用大數據等技術完善債券、專項貸款制度，構建多層次、全周期、可持續的投融資生態，推動資本向早期、硬科技、長期項目配置傾斜，防止“一哄而上”“追風口”。通過互補聯動，推動形成政產學研用資一體化融合的創新生態，全面提升人工智能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與產業系統韌性。

　　另外，在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中，還需要以系統性思維和前瞻性布局，逐漸探索“政策引領—科研協同—產業集聚—場景驅動”的特色發展路徑。比如，深圳今年3月發布《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鋒城市行動計劃（2025—2026年）》，明確了“把握人工智能前沿發展態勢”“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構筑富有吸引力的人工智能人才集聚地”等目標。在具體實踐上，AI已經在深圳的工業生產場景深度滲透，近200個“城市+AI”應用覆蓋政務服務、醫療、商業等社會生活場景的方方面面，鵬城云腦等算力基礎加速推進，算力券、語料券、模型券的發放降低企業研發成本，一系列開放生態使產業規模與企業數量雙增長。

　　綜上所述，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已步入系統化建設的新階段，既需要頂層設計的持續推動，也需要地方探索的深耕細作。相關區域城市在發展人工智能產業的經驗表明，唯有以全鏈條協同為基礎，以政策機制創新為引擎，以實際應用需求為牽引，才能真正打通人工智能發展的全路徑、全生態、全場景。

　　（作者：袁冉東，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