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編者按

　　 日前出版的《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系統反映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豐富內涵和原創性貢獻，也深刻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風格和實踐品格。習近平經濟思想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重要原創性貢獻。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更加自覺用習近平經濟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本刊再次邀請學者從不同角度就《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內容展開研讀，以推動黨的創新理論學習走深走實走心。

　　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

　　 學說或者理論上的原創性貢獻是指最先提出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方法，是對學說或者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最重要的貢獻。《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出版說明指出，“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新時代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系統理論概括，是中國共產黨不懈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形成的寶貴思想結晶，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重要原創性貢獻，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科學應對重大風險挑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了銳利思想武器”。習近平經濟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是多維度的，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原創性貢獻。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經濟將消亡，社會生產是依據社會需要有計劃按比例協調發展，即實行我們所說的計劃經濟。這一理論雖然揭示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方式的重要特征和變化發展的大趨勢，但它既與依然存在商品貨幣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濟實際不完全一致，更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經濟情況不一致。這是由歷史局限性和實踐局限性所導致的。馬克思在其所處的時代沒有看到社會主義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要經過初級、中級、高級等多個發展程度不同的階段，各個發展階段的經濟運行方式是不完全一樣的，更無法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使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不可能消除商品經濟，除了堅持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協調發展之外，還必須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重視發展商品經濟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根據時代條件和中國國情，與時俱進創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都沒有的嶄新的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既是指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并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理論，也是對世界經濟學的重大原創性貢獻。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創新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深化認識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宏觀經濟規劃和調控等主要方面作出重要原創性貢獻。

　　深化了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核心問題，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回顧經濟思想的發展歷史，西方經濟學始終沒有提出合理有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論和方法，曾經長期堅持自由放任、主張讓市場決定一切、認為政府只能做“守夜人”，即使后來凱恩斯主張實行國家干預主義、運用宏觀經濟政策調節社會經濟活動，也沒有提出把政府與市場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的理論和方法。這是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理論存在的重大缺陷。

　　 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是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理論的重大突破，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了對政府和市場作用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觀點，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出重要原創性貢獻。

　　 把市場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因為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和防止“政府失靈”，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同時提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因為存在“市場失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有效克服“市場失靈”。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要真正做到市場有效和政府有為、政府和市場優勢互補、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在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完善市場體系的前提下，關鍵是要做到：第一，凡是市場能夠做到的、能夠解決的，都由市場去決定和解決；第二，凡是短期還看不清、沒有把握的經濟活動，可以先讓市場去決定、去調節、去試驗，實踐證明不行，再由政府調控；第三，有效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該政府管的一定要切實管好、不該管的堅決不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錯位，實行科學的總體規劃和宏觀調控、廉潔高效的政府治理。

　　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外延、特征等作了明確界定。經過30多年發展，我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不夠成熟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新時代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形勢新要求，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刻回答了新時代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新時代新征程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這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出的又一個重要原創性貢獻。

　　 什么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基本特征和主要內容是什么？依據《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能夠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的經濟體制。在所有制方面，必須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在市場體系方面，要求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在宏觀調控方面，實行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在分配方面，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不斷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社會保障方面，強調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決定》明確包括產權制度、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商業秘密保護制度、市場準入制度、社會信用體系和監管制度等在內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也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這是以往沒有的新觀點、新要求。

　　加強宏觀經濟規劃和調控

　　 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存在“市場失靈”，國家必須實行必要的宏觀管理和調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和手段，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確定宏觀調控的總基調、合理有效進行供求兩側的管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規劃和調控的基本內容與原則要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確定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從供給側和需求側提出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手段，強調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有機結合，從而進一步創新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和手段，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出的重要原創性貢獻。這些原創性貢獻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是穩中求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穩’的重點要放在穩住經濟運行上，確保增長、就業、物價不出現大的波動，確保金融不出現區域性系統性風險。‘進’的重點要放在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上，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創新驅動發展取得新成效”。為什么強調穩中求進？是因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既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只有經濟社會平穩運行，才能為深化改革開放和調整經濟結構創造穩定有利的宏觀環境；只有深化改革開放和調整經濟結構取得實質性進展，才能為經濟社會平穩運行創造良好預期。怎樣做到穩中求進？首先必須明確“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關系，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在推進各項工作，看問題、想對策、抓落實的時候，都必須審時度勢、深思熟慮、尊重規律，既反對消極應付、不思進取，又反對沖動蠻干、急于求成，該穩的要穩住，該進的要進取，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也就是說，“穩”和“進”應互相協調配合、相互促進，在保持穩定大局的前提下謀進，把握好時度效，先立后破，以進促穩，穩扎穩打。

　　 二是供求兩側的管理。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從本質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和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要用改革的辦法完善相關制度，推進結構調整優化，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與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振興實體經濟是主要任務，要從生產端入手，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而言之，就是要“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有機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能否實現，主要取決于供給和需求兩端是否動力強勁、總體匹配，動態平衡、良性互動。這就需要把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協調配合，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促進兩者實現有機結合，需要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進有退、有保有壓，增強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

　　 （作者分別系南昌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南昌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