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推動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發展，是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是催生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各地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統籌推動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發展，涉及多系統的升級與系統間的協作，重在促進產業鏈價值升級，具體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依據資源稟賦等要素，在傳統與新興產業之間動態合理配置資源，實現“一地一策”。一方面，依據因地制宜原則，穩步促進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精準選擇新興產業。當前，傳統產業已成為維系地區經濟平穩發展的支柱，也面臨著不同程度的要素價格扭曲、價值鏈低端鎖定、環境污染嚴重等結構性問題。要擺脫上述問題，關鍵在于運用科技創新，直面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關鍵痛點與阻點，精準加強要素投入，規避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引發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培育與發展新興產業重在將科技創新轉化為實體產業，需要各地區考慮資源稟賦等支撐條件，恰當選擇新興產業具體賽道，制定差異化發展規劃。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推動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是降低新興產業發展成本的重要條件。依據地區要素特征，確定傳統產業的優勢與不足，選擇適宜發展的新興產業，推進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不僅會減少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成本，降低潛在的系統風險，推動新興產業形成穩定產業鏈與供應鏈，而且也有助于擴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與新興產業發展的市場，進而增強傳統與新興產業之間發展的乘數效應，實現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收益的最大化。

　　以國家戰略為導向，制定地區產業鏈價值升級策略，引導與推動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一是推進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應補齊“斷點”，打通“阻點”。應從地區產業鏈價值升級出發，理清技術鏈、信息鏈、人才鏈、供應鏈的“斷點”“阻點”，找準產業鏈的薄弱環節和瓶頸，有針對性地制定新興產業發展與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策略。二是以科技創新驅動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政府可以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鼓勵企業加強與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共同攻克關鍵技術，支持科技成果轉化，培育新興產業，推動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發揮技術推動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溢出效應，提升產業鏈的技術含量。三是加強產業鏈的內外聯動。地區內部各環節的產業鏈應有機銜接，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系統。政府可以引導企業加強合作，建立產業聯盟或產業共享平臺，實現資源共享、信息共享和市場共享。同時，拓展產業鏈的外部鏈接，吸引外部資源和市場需求，促進產業鏈的延伸和擴展。

　　直面阻點與痛點，激活各類經營主體推動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動力。新興產業發展與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必然需要大量的資本與研發投入，需要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國有企業在產業鏈上游的優勢可以為下游企業提供穩定的原材料和技術支持，而民營與外資企業則可以通過加工制造環節提升產品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為此，可以發揮國有企業在資本與市場等方面的優勢，以及民營與外資企業在市場機制與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引入不同類型的經營主體參與。與此同時，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之間可以通過股權投資、經營合作與戰略聯盟等方式，共同推進產業鏈條載體向多元化發展，建立資源共享、信息共享和市場共享的新方式，形成促進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新模式。例如，可以推動形成一批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專精特新”企業，打造落實地區“一地一策”與“一鏈一策”協同發展的微觀載體，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國家政策的雙重優勢，促進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路徑創新。

　　供給側和需求側雙向發力，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推動居民消費綠色化、高端化與健康化，有助于擴展高技術與高附加值產品的市場需求，加快技術迭代和產品升級，推動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向高技術與高價值演進。以電子消費品為例，消費者對智能手機等高端電子產品需求的增加，不僅會帶動高端電子產業及其產業鏈供應鏈的發展，也會帶動傳統家電產品向智能家居轉變的需求，增強推動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乘數效應。同時，加大基礎設施建設與政府采購升級，是推動傳統與　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保障。加大綠色化與數字化消費基礎設施建設，為社會公眾使用新興產業產品提供了便利條件，成為培育與壯大新型消費的重要基礎。政府采購能夠直接從需求側推動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也會形成向市場傳遞傳統產品亟須轉型升級的信號效應。

　　完善統籌推動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支持政策體系。前瞻性技術與顛覆性技術對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應用前景還不清晰，可能會出現不完全競爭、信息不對稱加劇以及宏觀經濟波動增強等市場失靈現象，需要以協同發展為導向出臺政策體系。以國家重大戰略為導向，因地制宜做好推動傳統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政策設計，是以“最低的成本”實現推動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最高的收益”的制度保障。各地應結合地區資源稟賦等要素，以國家重大戰略為“靶心”，主動參與區域合作，推進資源共享，實現優勢互補，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發展，形成以化解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系統性風險、效率提升與價值鏈升級為抓手，形成以激勵型、信息型與約束型為工具，以中央地方互動為基礎的政策體系建設。同時，應出臺促進科研轉化的政策，推動構建政府、科研機構、企業三位一體的協同創新體系和平臺，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合作機制。

　　（作者：韓超、柳志南，分別系東北財經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副主任；大連外國語大學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