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區域協調發展，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相繼提出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進入新時代，隨著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抬頭，我國外部環境的嚴峻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不斷提升。在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中，現有區域政策哪些要堅持、哪些應調整，成為事關全局的緊迫問題。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廣西考察時都強調要建設好戰略腹地，體現出黨中央對“戰略腹地”的聚焦和重視。

　　國家戰略腹地的發展站到了更高起點

　　今年既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座談會五周年，也是黨中央對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作出重要部署五周年。經過五年的建設與發展，中西部地區在農業、能源和原材料等傳統優勢行業取得顯著提升。更為重要的是，江海聯運、新亞歐大陸橋和西部陸海新通道等現代化交通網絡的建設，使得中部國內大通道與西部聯通歐亞的區位優勢不斷增強，中西部地區在國內大循環和“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區位優勢進一步凸顯。

　　高水平的基礎設施、有競爭力的生產成本以及日益強化的區位優勢，使中西部地區成為外部沖擊下國內企業轉移生產的首選地。上市公司海外經營以及參控股數據顯示，2019年以來，我國主要對美出口的上市企業，每年在中西部地區新設子公司的比例相較其他同類企業提高了5個百分點，相較之前的比例提高了兩成；并且企業的對外依存度越高，中西部地區對企業的吸引力越強。相比之下，主要對美出口的上市企業同一時期在東南亞新增子公司的比例僅比其他同類企業增加了2.8個百分點，僅為向中西部新增比例的一半左右。這顯示出在外部環境日益嚴峻的情況下，我國戰略腹地對微觀市場主體具有強大吸引力。此外，上市公司的營收以及其他指標顯示，企業加強在中西部地區的布局，能夠顯著提高自身的全要素生產率，且在外部沖擊來臨時具有顯著的抗沖擊效果。在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中，中西部地區可以發揮重要地位和作用，能夠體現我國在區域發展方面全局一盤棋的戰略主動。

　　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內容

　　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抵御外部沖擊實現高水平安全的穩定器。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外部需求可靠性降低，原有出口貿易的導向和比重都面臨重大調整。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對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進一步延續和加強，這一重要部署不僅能通過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多元化增強區域發展的韌性與安全性，而且在應對外部沖擊時，能為市場主體提供有效的替代選擇，從而減輕市場主體的潛在損失。因此，推動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強化戰略腹地的穩定器作用，為高水平安全的構建提供堅實基礎，是確保現代化事業不會錯失機遇、不會被打斷進程的關鍵所在。

　　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的增長點。國家戰略腹地的建設，可以提升企業從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的結構性調整動力。對東部地區而言，部分產業的遷出可以釋放土地等要素空間，從而加速實現產業高端化。對中西部地區而言，通過國家戰略腹地建設以提高對產業轉移的承接能力，能夠充分發揮自身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和能源資源等優勢，提升存量資本的利用率和回報率，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過去五年中，中西部城市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相比東部沿海地區平均高出11.4%，且這一優勢自2019年起逐年擴大。這既是企業投資空間布局調整在區域經濟層面的宏觀表現，也展示了新時代背景下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推動力。從整體來看，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能夠促進經濟活動的空間再配置，通過要素的高效流動和合理配置促進全國產業結構優化、產業能級提升和產業競爭力增強，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增長點。

　　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促進國內大循環進入更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的重要抓手。國家戰略腹地建設與國內大循環緊密聯系，國家戰略腹地的建設不僅有助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升中西部地區對國內外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現代要素的吸引力，同時也能通過增加當地居民收入擴大國內市場的有效需求，并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進一步強化腹地區域對企業的吸引力，從而形成勞動者收入增長與企業贏利增加之間的良性循環，促使國內大循環的供給與需求進入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不斷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總的來說，國家戰略腹地建設能夠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內大循環進入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有助于減少對外部需求的依賴，增強經濟的穩定性和可靠性，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

　　多舉措推進國家戰略腹地建設

　　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既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建設，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做好頂層設計和政策安排。

　　深化區域性戰略合作與跨區域協作，打通資本要素流動的卡點瓶頸。促進區域內的要素流動，依托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發展戰略，構建和完善區域內不同地區間產業發展、市場建設和基礎設施布局等方面的協調解決機制。對于跨區域的要素流動，進一步加強重大戰略之間的協調對接，推動融合發展。具體來說，應深入開展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對口合作項目，推動兩地在產業、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建設一批對口合作重點園區，通過政策支持和資源共享，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跨區域的政府合作為平臺，打通要素流動的卡點瓶頸。

　　搭建全國性的公共服務平臺，促進人才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人才的跨區域流動也是制約企業向腹地區域投資的重要因素。政府應運用信息化手段建設更加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務平臺，促進國內人才的有序自由流動。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積極探索創新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跨地區流轉銜接的具體辦法，加快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以大開放促進大開發，深化向西開放交流合作。中西部地區是“一帶一路”的區位樞紐以及新亞歐大陸橋和西部陸海新通道的關鍵節點，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區位優勢極為明顯。中西部地區不僅應大力推進“一帶一路”以及西部陸海新通道等基礎交通網絡建設，還應著力打造國際物流和跨境產業合作網絡。引入高水平、國際化的商業服務公司，鼓勵并引導大型企業和外貿綜合服務平臺在相關國家率先建立海外倉等營銷和服務體系。通過全方位增強樞紐功能，推動沿線地區開發開放，將區位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與此同時，應積極打造對外開放平臺和載體，完善沿邊地區各類產業園區、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布局，推動自貿試驗區高質量發展。加強與國際組織、多邊開發機構的合作，最大化借助國際資源和力量推動我國戰略腹地區域發展。

　　改善營商環境，增強“軟基建”。盡管在過去二十年中，中西部地區的道路、電力等“硬基建”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在營商環境等“軟基建”方面仍落后于東南沿海地區。為增強對市場主體的吸引力，并為企業的創新創業和投資擴展提供更好的環境，應集中力量改善營商環境等“軟基建”的水平，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和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以營造一個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定向制定產業優惠政策促進企業發展。為了最大程度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為此類企業增加落地機會，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應對此類企業出臺具有針對性的招商引資政策，以鼓勵這些行業和企業向腹地區域投資和轉移。同時，各地政府應加強與企業的溝通，通過企業座談會、設立專門的企業服務窗口、開通線上咨詢平臺等方式，及時掌握企業的動態和訴求，了解企業在轉型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需求，以精準設計出更具吸引力和實效性的政策措施。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