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關鍵，是衡量一國金融甚至是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但金融創新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和支持的同時，也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有效的監管是促進金融創新的制度保障。近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要求“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從將“各類金融活動”到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可以看出金融監管的范圍及邊界在擴大，黨中央全面加強金融監管的決心在不斷增強。

　　把握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金融監管對金融創新有重要影響，金融監管可以對金融創新提供指導和規范，以確保創新產品和業務的合法性和穩定性。金融監管也會加大金融創新的成本，以防止金融風險的累積和傳播。因此，金融監管機構需要在促進金融創新和維護金融穩定之間尋求平衡，以確保金融系統的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從理論邏輯看，一方面，金融創新與金融回報直接相關，金融市場交易者會因利益激勵而進行各類創新，在創新中有可能會不斷放大風險，成為威脅金融穩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為金融安全而設計的金融監管制度，在降低金融風險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創新成本。另一方面，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是可以統一起來的范疇。金融監管為金融創新提供了基礎和保障，金融創新所要求的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運行必須建立在金融監管的基礎上，缺乏監管的金融創新會加劇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導致金融動蕩甚至危機；金融監管并不只是為了實現金融穩定，更注重金融穩定基礎上的金融創新，有效的金融監管既要維持金融系統的長期穩定，也要確保金融市場的持續繁榮，在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之間尋求平衡。現階段，“穩中求進”是我國當前工作的總基調。“穩”是大局和基礎。金融工作必須堅持穩字當頭，“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進”是方向和動力，要在不斷創新中實現金融高質量發展。“穩”和“進”實現辯證統一，金融才能實現更周全的“穩”與更高質量的“進”的良性互動。

　　從歷史邏輯看，沒有金融監管制約的金融創新會帶來包括技術風險、信息安全風險、市場風險和道德風險等方面的挑戰，監管機構需要積極應對這些挑戰，以確保金融創新的健康發展。世界金融發展的演進歷程總是伴隨著“放松監管—創新過度—金融危機—嚴格監管—壓制創新—放松監管”的循環更替。例如，20世紀20年代，奉行“自由放任”的美國政府放松了金融監管，美聯儲修改保證金交易制度等金融創新加速了美國股票市場從繁榮走向泡沫的過程，股票市場上聚集了大量過度投機，1929年10月華爾街股市發生大崩盤并引發連鎖反應，導致美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大蕭條。大蕭條期間美國信用體系遭到毀滅性破壞。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逐步形成了分業經營的嚴格監管制度。分業經營降低了金融風險，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創新，尤其是金融不同行業之間的交叉創新。

　　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簡而言之，是指在金融領域中引入新的產品、服務、業務模式或技術，以提高金融效率、降低成本、滿足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和市場趨勢，主要表現為金融主體為適應金融發展需要以及對金融產業盈利的追逐，重新組合原有金融要素，創新出一種新的金融產品、金融服務或金融制度。當這種創新內生于實體經濟，與實體經濟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服從、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需要時，能夠有力地促進金融實現高質量發展，這種創新形成的新的生產能力，會引起經濟體的整體創新和技術進步，因此應當予以鼓勵。如果只是以金融創新之名行監管套利之實，通過所謂的新產品或新服務規避金融監管，擺脫金融規制，就會出現金融體系自我服務、資本“脫實向虛”等現象，這類創新不具備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更談不上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勢必會導致金融風險，對此，應及時加強金融監管，監管、對監管的監管都要“長牙帶刺”，及時發現問題并堅決亮劍。

　　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金融創新。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依法競爭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機理，這決定了金融創新必須以法治為圭臬，不可無規矩地展開，也不可將任何調整變動都視為“創新”。從1997年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以來，我國圍繞金融工作領導體制、監管機制和風險應對等核心環節著力構建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經過多年發展，已逐步確立起現代金融監管框架。當前，我國正在著力構建更加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確保金融穩定與安全。

　　科技賦能促進金融監管創新

　　金融監管創新是指金融當局自覺適應金融的發展變化，超前進行監管方式的相應變革。近十年來，科技和金融的融合與滲透，加速推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快速誕生了一個新興領域——金融科技。金融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對金融創新產生建設性的積極作用，促進金融產品質量與金融行業效率的提升，但也可能給金融行業帶來破壞性的負面影響，衍生相應的金融風險以及金融監管壓力。當前，金融科技監管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最大難題，各國都在探索如何用高科技手段對金融科技領域實現有效監管，在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中尋找平衡。國內外包括我國，近幾年針對控制金融科技帶來的風險，密集出臺了不少管理辦法。對這一新興領域，客觀上需要金融監管機構進行監管理念與監管機制上的創新。

　　在理念上，樹立“科技驅動型”的監管思維，利用科技賦能將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金融科技擴大了金融服務覆蓋面，提升了金融服務效率，但也可能帶來網絡安全風險、市場壟斷、數據權屬不清等問題。監管主體需要利用科技手段對各類金融創新的風險進行評估，提升監管能力，實現金融穩定和金融創新的雙重目標。2014年我國明確提出監管科技相關的工作。2022年《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提出對金融科技創新實施穿透式監管。2023年，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及證監會的“三定”方案，均提出要加強科技監管，建立科技監管體系，制定科技監管政策，構建監管大數據平臺。監管部門在不斷探索“科技驅動型”監管方面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2023年底，央行上海總部披露了三個金融科技創新監管工具的應用，如浦發銀行的“基于隱私計算技術的異常交易監測服務”，上海農商行的“基于大數據技術的農業產業鏈融資服務”，以及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市聯合征信有限公司的“基于聯邦學習技術的普惠融資服務”等。

　　在機制上，探索金融科技“沙盒監管”模式，在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間尋求平衡。“沙盒監管”是指提供一個能夠為金融科技創新營造良好制度環境的“安全空間”，金融科技企業可以在其中測試創新產品、服務、模式等，監管當局可以對金融科技實施創新型監管。“沙盒監管”猶如在相對有限的環境中開展金融創新試驗，若試驗成功，則可以全方面推廣；若試驗失敗，則可以隨時中止，即時防范金融風險的擴散。在國際上，“沙盒監管”被不少國家與地區廣泛采用。近年來，我國在吸取域外經驗的同時，也在打造契合本土國情與國際趨勢的中國版“沙盒監管”。2018年12月，我國已經在北京、上海、重慶、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四川、陜西等十個省市開展金融科技“沙盒監管”試點。如今試點已滿5周年，金融科技創新監管工具創新應用也進入了“投入—產出”密集期。“沙盒監管”強化了監管對金融科技創新的引領、護航和孵化作用，為金融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