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孜孜以求的宏偉目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并作出決定，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等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從治理維度看，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就在于中國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妥善處理了若干重大治理難題，并且逐步探索出了一整套制度性解決辦法。這既遵循了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又把準了符合國情和實際的特殊性，展示了極富辯證特質的治理邏輯。

　　妥善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難題

　　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任何國家現代化建設都必須認真解決的治理難題。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必然要求生產效率和社會運行效率的持續提高，而效率提高的過程本質上就是資金、技術、勞動等各種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過程。需要注意的是，效率的提高有可能會對社會公平帶來較大的影響，如果不能及時有效解決，在一些利益受損群體的狀況長期得不到改善、甚至趨于惡化的情況下，將會給整個社會帶來結構失衡和功能紊亂等問題，最終會使得效率提高的目標難以實現。而如果只注重所謂的公平，忽視效率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則又有可能陷入另外一種片面平均主義的陷阱。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如果處置不當，會使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陷入這樣或者那樣的泥淖而難以自拔，表現為一種發展停滯。

　　一般來說，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相對注重社會公平問題，但也容易出現“平均主義”的現象，挫傷人們的積極性，使社會的創新創造活力受到抑制。同時，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一般來說，效率問題會更受到關注，但也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等問題，最終損害社會的健康有序運行。因此，正確認識和處理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對現代化建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社會公平程度的提高必然帶來健康良性均衡的社會發展，必將為效率提高提供深厚和持久的基礎；同時，效率的提高也將為解決兩極分化創造有利條件，為維護社會公平開辟廣闊道路。

　　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我國也經歷了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最終探索出了一整套制度性解決辦法。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黨的十五大報告強調“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分析起來，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改革開放之初，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不能夠充分得到發揮，由此帶來了現代化建設的動力不足等問題。因此，從實踐上必須營造一個活躍的市場經濟運行狀態，由此為推動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活力和動力。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們發現，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會給現代化建設帶來不良后果。而這些是市場經濟自身難以克服的，必須依靠政府的作用才能夠解決。于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中國逐漸摸索出來一套既注重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從而比較成功地解決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其中既包括“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也包括“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公平與效率問題的深刻認識。

　　妥善處理“發展與穩定”的難題

　　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內在一致：發展是穩定的基礎，穩定是發展的前提。但是對一些國家特別是快速推進現代化的國家來說，經濟的發展往往伴隨政治社會動蕩，政治社會動蕩又反過來制約了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這種發展與穩定難以兼容的局面，主要源于現代化所引發的系統性變化對原有社會結構、利益關系和思想文化造成的強大沖擊，而國家又缺乏足夠的制度性和組織化力量來緩和并解決這些沖擊。許多發展中國家頻頻遭遇社會動蕩，現代化進程被干擾或打斷，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這實際上揭示了保持我國社會長期穩定的關鍵所在。

　　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磕磕絆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在制度層面上做好現代化必然要求的各種準備，造成了許多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現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清除了現代化之路上的各種羈絆，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汲取了本國和其他國家推進現代化的經驗教訓，賦予社會主義更加豐富厚重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內涵，開創并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此，傳統社會主義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阻礙得以消除，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弊端得以有效避免，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的常見失誤難以出現，社會主義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等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為妥善處理現代化進程中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我們黨在治國理政上形成了一整套獨具特色和優勢的制度機制。在治理理念上，堅持在發展中保持穩定、以穩定保障更好發展；在經濟建設上，強調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在政治建設上，既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成果，又注重保持“底線思維”和“戰略定力”；在文化建設上，既對世界各國文化保持開放態度，又注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在社會建設上，既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發展社會事業，又注重激發社會創造活力，同時也注重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等等。這一整套符合國情的、行之有效的治國理政方案，有助于中國的發展，同時又有助于平衡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

　　妥善處理“開放與自主”的難題

　　開放與自主的關系問題，是現代化建設中一個微妙而復雜的問題。封閉難以發展，開放難以自主，是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普遍難題。二戰以后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程表明，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必須實施對外開放。但是開放又可能蘊藏著喪失發展自主性的風險。這種風險，既可以表現為金融、貨幣、財政政策等的自主制定權的喪失，也可以表現為支柱產業、關系國計民生的事業的自主控制權的喪失，甚至還可以表現為內政和外交政策自主權的喪失。事實證明，一旦喪失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自主權，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將不可避免地走向畸形，極易成為大國的附庸，陷入嚴重的發展困境。

　　中國共產黨認定，關起門來搞建設注定不能成功，因而必須堅持對外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啟動之始，中國共產黨就堅定不移實施對外開放，并且堅持以開放促改革。在改革開放初期，開放主要表現為引進外部的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經驗等，以大幅度快速提升國內的生產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開放主要表現為深度融入國際經濟格局，并在其中釋放中國的優勢。2012年以來，開放主要表現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特別是主動從戰略上謀劃對外開放，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將對外開放提升到了新的更高水平。從中國對外開放的歷程可以看出，對外開放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要看到，開放帶來先進要素，也會帶來一些壓力，比如，發達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在滲透中帶來的壓力等。對于壓力處理不當，甚至可能會有“變質”“變色”的危險。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巨大挑戰，必須予以妥善應對。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的顯著優勢”。實際上，中國的對外開放，與其他一些國家明顯不同的一個特點，就是中國在對外開放中牢牢把握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自主權，沒有因為開放而喪失這種自主權。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認識到了喪失經濟社會發展自主性的危險，并將這個問題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從而在實行對外開放的同時牢牢把握了發展自主性。而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能夠避免西方政黨間相互傾軋的亂象，形成強大的社會整合力量，始終掌控著對外開放的大局，始終堅守著自主發展的底線；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其他各種重要制度所形成的制度體系，有效保障了國家主權安全，對當代中國的發展壯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之，為什么一些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盡管能夠認識到但也解決不了這些治理難題？帶著這個疑問看中國現代化為什么成功，最應該看到的是國家制度及其績效。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牢牢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克服艱難險阻，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提供了根本保證；牢牢堅持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永葆黨和國家生機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證，為保持社會大局穩定、保證人民安居樂業、保障國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