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世界貿易組織預計，2020年全球生產總值將萎縮2.5%至8.8%，全球貿易總額預計下降13%至32%。面對疫情沖擊，如何發現其中的機會？差異性可能有助于我們危中尋機，化危為機。所謂差異性指的是各國發生疫情的時間、程度、應對疫情的政策反應以及經濟從停擺到復蘇的期限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對于先行者來說，本地與滯后者存在連續性的市場需求就是個機會。對于滯后者來說，先行者的復蘇對滯后者基于地方特色的供給能力恢復也是個機會。在一個要素、信息、產品與資源深度融合的全球化時代，理解、挖掘并用好這個差異性十分重要。具體來說，疫情防控與經濟復蘇中出現的差異性包括了時間、結構與市場復蘇程度。

　　時間上的差異性

　　時間上的差異性指的是各國疫情在暴發、持續和控制住后轉向經濟復蘇的時間不相同。當我國于2月中旬開始有序復工復產時，全球疫情卻蔓延加劇，不少國家和地區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處于“停擺”狀態。隨著市場需求大幅度減少，需求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不少行業在供求兩方面都有明顯地下降，但在生活物資、日用工業品、醫療物資以及相關中間產品與設備等行業，需求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隨著疫情影響的擴大而增加。如果供給跟不上，不僅影響疫情防控，也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當受疫情影響的國家尚未復工，而對人們必需的生活與醫療物資產生迫切需求之際，我國率先進入復工復產階段，這就出現了擴大供給的窗口期。事實上，我國之所以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疫情防控持續向好的局面，一個重要原因是疫情期間各地基本生活與醫藥等應急物資保障的充分供應。這離不開國內不少企業對防控應急物資的跨界生產。這在保障醫療物資供應的同時，也為企業在困境下生存發展提供了一個方向。

　　結構上的差異性

　　結構上的差異性是指國家和地區之間在滿足市場變化的供給能力上的差異。一般來說，這種供給能力主要體現在一個國家的制造業生產能力上。疫情期間對防護設備與醫療器械產生了極大需求，但是，如果國家的制造業不具有這種生產能力，那么，即使有了市場機會，也是抓不住的。

　　在過去的20多年里，由于市場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制造、加工與生產環節外包出去，或在低成本國家設立子公司作為出口平臺，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2018年，除了德國的這個比重達到23%，日本為19%以外，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家的這個指標平均在10%~12%之間。相比之下，我國在2019年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30%，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也達到了30%，位列全球第一。目前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表明，我國制造業生產體系的完整與產業之間的配套能力以及與研發活動的緊密互動，為疫情期間生活用品、醫藥物資和醫療設備等的及時供應提供了支撐。以呼吸機為例，目前我國生產呼吸機的企業有21家，產能占全球1/5。受疫情影響，在進口的核心零部件供應不足情況下，生產呼吸機企業的研發人員與生產人員的密切互動在短期內研制出了適用于呼吸機的國產電機，通過配適，開始進行批量生產。如果不具備這個厚實的制造業能力、上千個配件與零部件供應商的配套基礎，是不可能在短期內生產出來國產呼吸機的。

　　市場復蘇的差異性

　　市場差異性指的是國家和地區之間在市場消費與投資擴張等方面的不一致。疫情期間，當全球市場需求大幅度下滑時，我國在疫情防控持續向好，復工復產有力推進以及擴大內需政策導向下，國內消費市場有序復蘇。特別是以5G為代表的“新基建”持續大力度投入，給企業提供了持續性的巨大商機。在全球市場萎縮下，這個商機變得更重要。

　　一是我國市場復蘇較早。當其他國家還受疫情困擾、經濟停擺時，我國大部分企業已復工復產。在這種情況下，哪里率先復蘇，全球性企業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向這里涌入。二是我國市場規模巨大。按照世界銀行統計，2018年最終消費總額全球為62.6萬億美元，中國為7.3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11.6%左右。三是我國市場正處在快速成長的通道。2008年至2018年期間，我國的最終消費總額年均增長率高達8.5%，遠遠高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2.3%的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以及0.7%的歐元區國家平均水平，并且保持著消費水平較快增長的勢頭。中國美國商會于3月25日對其在華企業的調研結果顯示，雖然疫情在短期內對企業收益帶來了嚴重沖擊，但看好中國市場預期的企業還是快速回升的。中國仍被視為外商重要的投資目的地之一。

　　短期機會變為長期發展機遇的可能性

　　有人認為，上述提到這些差異性帶來的機會可能是短期的、邊際性的，會隨著疫情過后全球經濟的全面復蘇而漸漸消失。筆者認為，這種看法過于簡單化了。比如，疫情期間加快建設的醫藥與醫療設備產業，在后疫情時代不僅會繼續存在，而且還會有擴大的趨勢。

　　一是21世紀以來全球大大小小地連續出現了多次疫情，從SARS到MERS再到這次新冠肺炎，有些是局部的、地區性或國家范圍的，有些是全球流行的，這些疫情帶給了人們很多思考。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為預防不確定的流行病，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中，對醫藥物資和醫療設備等應急用品，多備一些安全庫存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提出了更多的市場需求。即使疫情結束，對這些產品的需求也會比疫情前有較大幅度的增加。這就意味著企業要搶占先機，盡早進場。

　　二是疫情期間，那些具有剛性需求的行業，諸如應急物資、醫藥用品、醫療設備以及基本生活物資等可能會率先復蘇，而那些在供應鏈上下游之間的協調成本較高、不確定性因素較大的行業，諸如汽車與機械設備等行業則可能會滯后。這會引起全球產業鏈的結構變化，即從目前以電子、汽車與機械設備為主擴展到醫療應急物資與相關設備占有比現在更多的份額。這種結構變化不會因疫情結束而消失。換句話說，醫藥物資與醫療設備等產業都將會更大規模地發展。

　　第三，一旦企業在疫情期間進入一些醫藥物資行業，特別是涉及技術復雜的醫療設備等行業，諸如呼吸機等，并開始了經營運作和獲取了收益，這就意味著它要對技術設備以及生產經營流程所必需的環節進行大量投入。如對專業人員進行培訓，對原有廠房、車間與生產線等進行技術改造等，并為開拓市場渠道，要與這個領域上下游供應商之間構建一種穩定的交易聯系等，由此產生了路徑依賴。其他企業相應地跟進，這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更多的以醫療設備生產為特色的產業集群。

　　要把全球經濟復蘇的差異所產生的機會轉化為贏利能力并形成長期優勢，在全球范圍內，需要加強多國合作，消除壁壘，減免關稅、暢通貿易、促進投資、相互開放市場，以營造互利多贏的格局來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對于我國來說，需要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加快《外商投資法》和《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的實施，完善相關配套行政規則等。推動制造業與數字化結合，運用數字化技術、人工智能等改造傳統生產工藝，提高對全球供應鏈的風險管控能力。對于廣東來說，要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以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與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為引領，以創新發展為動力，提高應對全球產業鏈風險的管理能力，努力在優化營商環境、推動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與網絡建設中走在前列。

　　（作者系廣東省社科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