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物質是幸福追求的基礎，物質豐富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然而幸福并不等同于物質占有，單純的物質主義幸福觀以物化遮蔽了理性，在消費社會中影響著人們對幸福的判斷。本期組織的三篇文章，從不同維度就如何擺脫物化邏輯，超越物質主義，在進一步實現物質豐裕的奮斗中實現精神的富足進行闡述，希望能引發學界進一步探討。

　　與近代政治哲學家對幸福的理解不同，馬克思認為一定時代的幸福觀念是由生產方式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現代生產方式雖然為人們的物質生活提供了豐裕的基礎，但卻使人們在生產過程中遭遇勞動異化，進而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物質主義泥淖。因此，只有變革阻礙人們實現幸福生活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使人們真正意識到幸福是在實現社會進步的勞動中創造的，從而擺脫物化邏輯，超越物質主義，才能在進一步實現物質豐裕的奮斗中實現精神的富足。

　　馬克思對幸福和“幸福時代”的理解

　　青少年時期的馬克思就深入思考過如何實現人生幸福的問題。他在高中畢業作文中這樣寫道：“歷史把那些為共同目標工作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稱為最偉大的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在馬克思看來，幸福不應當是純粹滿足私利的主觀感受，那不過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真正的幸福在于“為人類而工作”，在努力實現大多數人的幸福的事業中塑造自己壯麗的人生。

　　在同一時期，馬克思還思考了何謂“幸福時代”，這體現在他的中學拉丁語作文中：“風尚純樸、積極進取、官吏和人民公正無私而成為幸福時代”，這是“最美好的時代”，“如果一個時代的風尚、自由和優秀品質受到損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貪婪、奢侈和放縱無度之風卻充斥泛濫，那么這個時代就不能稱為幸福時代”。在這個意義上，幸福體現了一種具有時代性的精神高度，它基于必要的物質生活條件，但從根本上反映了人們進取的態度、優秀的品質和純樸的時代風尚。陷入貪婪、奢侈和放縱無度的泥淖，是遠離美好生活的物化放逐，是文化迷失和價值虛無的表現，意味著人生的沉淪，只能走向幸福的反面。

　　馬克思用畢生的努力踐行了自己年少時的理想，矢志不渝地追求這種高尚的幸福。在馬克思的女兒問父親的20個問題中，有一個涉及如何理解幸福，馬克思的回答非常明確：“對幸福的理解——斗爭；對不幸的理解——屈服。”為了使大多數人過上幸福的生活，馬克思以努力實現人的解放的方式斗爭，這種斗爭具有深遠的本體論意義。正如他在博士論文中強調的，必須打破必然性的束縛，擺脫所謂命運的安排，實現“脫離定在的幸福”。只有在斗爭中實際地批判現實世界，確立自我實現的物質和精神支點，才能在解放中獲得心靈和意志的自由。

　　實現大多數人的幸福，必須使人們在勞動中擺脫與其相對抗的異己的力量，在作為人的需要的勞動中涌現幸福的源泉。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是生活的樂趣所在，幸福是人們在勞動中肯定自己的過程。但資本邏輯使工人在勞動的異化中與幸福漸行漸遠，當勞動成為一種被剝奪剩余價值的謀生手段，工人與自己的類本質相背離，在資本主義流水線上的他們陷入危機重重的“摩登時代”。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受摧殘。”因而，必須揚棄勞動異化，實現人性的復歸，使人們在自由的生命活動中創造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樓閣，實現幸福需要豐裕的物質基礎，因為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人類歷史展開的前提。但幸福不是物質豐裕的自然結果，單純對財富的追逐可能跌入資本拜物教的淵藪，在物欲放縱中迷失自我。因而，馬克思強調在消除造成勞動異化的社會關系的同時，走出資本拜物教的苑囿，使人們的生活不為物役。為此，必須批判物化邏輯，超越物質主義，避免沉迷于物欲的精神危機，實現“總體的人”的幸福。

　　批判物化邏輯與超越物質主義

　　19世紀中葉，隨著人們大規模使用機器，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生產力發展是物質豐裕的基礎，使人們生活更加便捷，感官愉悅的水平逐步提高。但幸福并未隨之而至，人們在物化生活中遭遇了“幸福悖論”，更多的財富并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財富積累與幸福增加并不正相關。相反，在物質主義束縛中成為單向度的人，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常見的人生境遇。對此，馬克思進行了徹底地批判：

　　首先，馬克思認為“主體的物化”處于生產實踐中，是對象化和異化的交匯點。物化折射了現代性的力量，是主體在勞動實踐中確認感性存在的方式，是以對象化重塑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物化實現了因生產力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社會財富總量，使物質生活普遍匱乏的境況基本消失。新的生產工具和新的勞動分工推動了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馬克思因此高度肯定現代文明的價值，因物質豐裕而彰顯的主體性本身便意味著一種解放。應當以歷史的辯證的視角把握物化與現代社會的勞動實踐過程，這種對象化實踐是幸福生活的前提，是人們在現代社會滿足自身需要和實現普遍交往的基礎。

　　隨之而來的是，前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逐漸發生根本改變，物的關系代替了原有的等級秩序，開始體現世俗的神圣性，對金錢的積累成為資本邏輯的最大光圈。人們的道德取向也隨之發生變化，對財富的追求成為幸福生活的目的，貪婪和慳吝成為貨幣崇拜的自然結果。長此以往，資本拜物教從生產領域蔓延到全部生活領域，物化邏輯成為生活世界的硬核，必然造成人們嚴峻的精神危機，人們的幸福感并沒有隨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而同步提升。

　　如同現代商業近乎具有同一性的經營模式，幸福成為一種可被量化的指標體系，人們精神追求的合理性與可行性都要以量化模式確認。如此，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與自己的類本質相分離：耗費的時間和精力越多，與自己實際需要的差距就越大，在身心疲憊的狀態下對何為幸福之類的問題感到茫然。當人們追逐財富的活動成為一種機能，周而復始且逐漸加速的活動使人們遭遇不堪忍受的壓力，在物欲漩渦中不能自拔，異化便伴隨資本邏輯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必須走出物化邏輯的籠罩，在勞動中創造屬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其次，馬克思分析了人們在現代社會的物化狀態，揭示了資本主義商品形式的奧秘。整個世界歷史是由人的勞動創造的，但當勞動凝結在商品中，其本身的社會性質被反映為物的社會屬性，生產者之間在勞動中形成的社會關系被轉換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作為物的關系的勞動關系被固定在商品結構中，以一種虛幻的形式失真了，人們的社會存在是以物的形式來體現的。在由物化邏輯支配的生活世界，這種顛倒的虛幻形式竟成為一種常態。

　　這種虛幻形式的吊詭之處在于，人被降格為物欲的生命，精神和尊嚴為物所支配。當資本拜物教大行其道，財產這個無精神內容的要素為人們所崇拜。隨著貨幣形而上學成為現代性的常識，貨幣成為評價一切事物的尺度，成為決定社會風尚的普照光。這種同一性的評價模式以物的擁有程度為標準，衡量人們是否幸福，成為一種流行的思路。這種光怪陸離的情形實乃一種無意識的現代“抽象”，發揮現實作用的是與人的依賴關系相對立的物的依賴關系，其實際結果是資本增殖的最大化。

　　當資本在貨幣形而上學中獲得主體性身份，剩余價值的創造便成為生產的重要環節，本來陶冶事物的勞動被作為資本增殖的工具。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不僅像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是對勞動的支配權。按其本質來說，它是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在資本邏輯的籠罩下，勞動力的增長沒有使工人致富，而使資本獲得了支配社會的權力。剝奪剩余價值的資本活動被賦予了正當性，這就是貨幣形而上學的魅影：他以不斷增長的物質欲望代替了幸福生活的本來目的，使人與人之間幾乎只剩下了“現金交易”中的利益關系。

　　最后，以馬克思哲學審視資本主義現代生活，應倡導人們擺脫異化的精神狀態，超越物質主義價值觀。資本主義現代物質文明提升了人們的生活品質，刺激了人們的感官需求，這種需求日益超過合理性限度。由此逐漸形成一個以物化邏輯為內核的循環，使人們跌入物質主義陷阱。看似強大的物質主義文化實際上矮化了人的生活本質，使人們在沉溺于財富占有、物欲膨脹的生活中忘記了自我實現、共同歸屬等進一步的生命需要。

　　其實，當溫飽問題不再為人們所憂慮，進而當物質需要得到滿足的時候，人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世上很多東西是金錢無法購買的，這些無價的東西是實現幸福的精神要素。正是因為在追逐享樂主義的物欲漩渦中感到生命的虛無，缺乏持久而內在的價值追求，很多現代人遭遇嚴重的精神危機。馬克思指出：“享樂主義把丑惡的物質享受提高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毀掉了一切精神內容。”這種對物質主義的過度迷戀實際上意味著沉淪。為此，必須抵制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奢靡之風的侵蝕，避免物質豐裕境況下的精神匱乏，以創造性的勞動實現我們時代的幸福生活。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幸福不會從天而降，夢想不會自動成真。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開創我們的美好未來，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始終為了人民，必須依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我們要在創造更加豐裕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塑造高品質的精神世界，不斷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為同時代人的完善中實現自我完善，在為同時代人的幸福而奮斗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幸福，在聯合起來的勞動實踐中邁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