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并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確要求。

　　2018年，多重外部因素疊加，導致世界經濟出現諸多風險。2019年，英國“脫歐”對全球經濟的沖擊、貿易摩擦及全球多邊貿易規則的改革、全球供應鏈的調整、美聯儲政策外溢對新興經濟體的沖擊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依然存在，集中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在當今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時代，世界各國的經濟和金融市場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在金融市場間聯動性增強的同時，金融風險的傳導性也不斷增大。

　　導致外部經濟風險的因素

　　從近期因素看，各經濟體宏觀調控政策、全球投資環境以及生產成本都發生重大變化。

　　一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分化。2018年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而新興經濟體則在不同程度上放松了貨幣政策，這導致一些新興經濟體金融形勢嚴峻。去年4月以來，隨著美聯儲加息，美元指數“超預期”上漲，2018年美元對六種主要貨幣匯率的美元指數累計漲幅約為4.6%。鑒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聯儲一旦加息，就可能引發全球新一輪資本流動和金融市場波動，并沖擊世界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曾警告，美聯儲加息的外溢效應“可能導致信貸條件趨緊和新興市場償債成本上升，大量違約可‘浸染’銀行系統和各國政府”。新興市場隨著債務集中到期、貿易環境惡化，面臨著貨幣貶值與資本外流的雙重壓力。去年，阿根廷率先爆發危機，土耳其緊隨其后，巴西、印尼、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無一幸免。2019年，美聯儲仍有加息預期，這種分化將繼續加強。因此，當前外部性風險正沿著“美國進入加息周期→美元升值→國際資本撤離新興經濟體”的路徑演繹。

　　二是全球投資環境發生變化，尤其是發達國家投資安全審查不斷升級。近年來，發達國家陸續建立了外國投資審查制度，如美國簽署《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英國發布了《國家安全與投資》白皮書，德國修改了《對外經濟條例》，歐盟推出新框架審查標準。他們將關鍵基礎設施、重要技術、國家安全等領域納入外國投資審查范疇，而且標準不清晰，表述寬泛，給自己留出了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間。這必然加大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

　　三是全球產業鏈上游產品價格上漲抬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本。從全球價值鏈看，生產國的生產成本往往受制于資源國的資源價格，即生產國從資源型國家進口大宗初級商品和制成品，會因資源國的價格變動而輸入風險。去年第四季度，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16%，預計今年大宗商品價格將上漲9.5%。

　　從長期因素看，全球價值鏈貿易模式正面臨深度調整，全球貿易規則正面臨深度挑戰。

　　一是全球價值鏈貿易模式正面臨深度調整。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逐漸形成了“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全球價值鏈貿易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全球市場聯動性達70%~80%，全球實體經濟聯動性達60%，一些重要經濟體之間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依存關系，一旦出現貿易摩擦等情況，相關國家的經濟都會受到連帶影響。

　　二是世界多邊貿易體系正受到挑戰。當前，全球發展深層次矛盾突出，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在多邊貿易體制受到沖擊的情況下，各國將重心轉移到區域自貿協定上，近來出臺的《美墨加協定》、《歐日雙邊協定》、CPTPP協定（又稱11國TPP）等，導致了一些巨型區域貿易集團的形成。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些巨型區域貿易集團，成員國間同質性減弱，經濟最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可以進入同一個區域組織，可以將歷史、文化、宗教、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連到一起。有的成員國同時在幾個區域組織交叉和重疊出現。區域貿易集團內的國家由于交易成本降低，生產效率和資本回報率高，自然成為資本流入的目的地，而貿易集團外的其他國家則會明顯受到沖擊。

　　提高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的能力

　　防范外部經濟風險是個系統工程。政府要提高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的能力，打好政策組合拳，確保2020年取得防風險三大攻堅戰的勝利。

　　抓住“穩預期”這個牛鼻子。預期紊亂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去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提出“六穩”的目標——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其中，穩預期是牛鼻子，具有決定性意義。預期穩則金融穩，金融穩則人心穩，人心穩則為我國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贏得寶貴時間。建議“一行兩會”根據國際慣例和中國國情，在市場出現非理性預期的情況下，對國際市場重大事件去偽存真，給以正確的解釋和引導。

　　逆周期調節進行風險對沖和緩釋。回顧近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宏觀調控政策的描述，貨幣政策從“保持中性”到“松緊適度”，財政政策從“積極有效”到“加力提效”，就是強調“宏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就是要對經濟周期中的系統性風險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對沖和緩釋。經濟擴張時要防止投資過熱、經濟過熱，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經濟收縮時要防止投資萎縮、經濟下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當前，要通過強化逆周期調節，確保金融體系擁有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的流動性。

　　通過價值鏈整合和供應鏈再造不斷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當前，發達國家憑借跨國公司形成了對全球產業價值鏈和供應鏈的控制權，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與這些跨國公司共同競爭，必須不斷提高核心競爭力。一方面，要鼓勵我國大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價值鏈整合，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經營，培育具有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使其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另一方面，應在全球打造以中國大型制造企業為核心的供應鏈體系，大型制造企業可依托自身的資本優勢、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來影響上下游企業，形成網絡結構，以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最有利的采購、技術研發、生產和銷售等經營活動，從整體上打造自身的供應鏈競爭優勢。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實施雙邊貿易戰略。一方面，積極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堅定維護自由貿易和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體制，這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心聲。另一方面，加快與其他區域貿易集團中的成員國達成高標準雙邊投資協定（BIT），一個有效的、成功的雙邊投資協定會吸引更多的發達國家的投資進入中國，也將支持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增長。

　　建立風險預警機制。一是風險評價機制（識別機制），其關鍵是建立完善而靈敏的預警指標體系，這一體系至少由三個層次的指標組成：首先是微觀指標，一般由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質量、盈利情況、流動性以及壓力測試情況等組成；其次是宏觀指標，主要包括經常項目盈余或逆差、外債、通貨膨脹率、貨幣化程度、國際收支平衡等內容；最后是中間指標，主要有利率、匯率、國際資本流動、股價指數、國際大宗商品及金融產品價格波動、國際信用評級變化等。二是信息收集系統。風險預警的信息資料來源于日常的預警監測工作，相關監管部門可利用大數據等方式獲取大量有價值的監測信息。三是建立預警模型，即采用量化模型對監測結果進行評價分析，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后，是否具有完善的風險評測模型已成為衡量經濟金融預警系統質量的重要因素。四是風險處置系統，即監管部門根據具體情況，對有問題的金融機構采取一些早期補救性措施，不符合救助條件的金融機構，要有市場退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