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義天（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

一

馬克思主義蘊含著豐富的倫理資源，但我們迄今依然缺乏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歷史梳理，因此很難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深度闡釋。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而言，開展思想史層面的梳理乃是進行有效理論建構的必要前提。在當代中國語境中，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研究可以被劃分為“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范式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國化研究”等三個部分，那么，只有筑牢其思想史基礎，我們才能合理地“由史入論”，恰當地表述它的倫理思想范式及其在中國的創新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說：“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同樣，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方法而產生的倫理觀念和思想，也不是一個固定的靜態樣式，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不僅需要關注馬克思恩格斯的倫理思想，而且需要關注后續那些繼承者與研究者的文本和論證，并揭示其中的線索與規律。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思想史將由如下三個基本問題組成：第一，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提出的主要命題、發生的主要事件、經歷的主要變化、展現的主要特征有哪些？第二，這些命題和事件的觀念背景、時代背景、歷史原因是什么？第三，這些命題和事件的內在聯系、未來趨勢和歷史意義又是什么？

毫無疑問，思想史研究是一項沿時間維度展開的歷時性研究，時間維度是它的“縱軸”。真正需要發掘的，其實是在時間的“縱軸”上呈現的思想命題、人物事件背后的規律性關聯。因此，面對林林總總的文本，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研究最終需要做的是，在澄清思想素材的基礎上，揭示出關于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古今之變”。

二

思想史的研究必須首先對思想事實進行描述和梳理，告訴人們究竟發生了什么，亦即，回答“有什么”的問題。為此，我們需要首先了解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上的主要命題。其中，既包括元倫理學的命題，也包括規范倫理學的命題。前者涉及的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對“道德的本質是什么”“道德的起源是什么”“道德的基礎是什么”等問題的回答。后者涉及的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及其繼承者、研究者對人類實踐活動提出了哪些具體的道德要求？以及，這些具體要求之所以成立的道德理由又是什么？相比而言，前者可能具有更為初始的意義。因為，正如經典作家的文本常常展示的那樣，馬克思恩格斯斷言“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他們認為道德觀念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時代之間“變更得這樣厲害，以致它們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他們甚至表示，共產主義要“對任何一種道德，無論是禁欲主義道德或者享樂道德，宣判死刑”。因此，如果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確實存在一條倫理思想的線索，那么，如何面對“道德的合法性”命題，便成為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初始問題。

不僅如此，在思想史上，任何命題一旦產生都會面臨不斷被討論、被解釋的命運。這些解釋和討論共同構成一組思想史事件。對這類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梳理，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任務。上述“道德的合法性”命題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在經典作家的文本中多處可見，而且還因為由此引發的爭論幾乎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的過程始終。比如，20世紀初伯恩斯坦與考茨基關于社會主義倫理性質的爭論、20世紀三四十年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不同編譯者關于馬克思理論核心觀念的爭論、二戰后法國馬克思主義學界關于存在主義與結構主義的爭論，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美分析馬克思主義關于道德論與非道德論的爭論，都屬于該命題在不同思想階段和學術傳統中的具體展開。

當思想命題及其構成的思想事件被串聯起來，呈現出一幅包含若干階段的歷史畫卷時，理解這些思想階段之間的主要變化（差異性）、提煉其中的基本特征（共同性），就顯得格外重要。在這個意義上，“道德的合法性”命題之所以貫穿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的漫長歷程，也是因為它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處理道德問題時往往采取的共同立場：即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人類的倫理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存在方式，但它卻對這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和功能報以一種審慎的態度。這一方面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的不同爭論，另一方面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在整個發展歷程中的共同底色。如果說前者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內部自覺，那么后者則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與其他道德學說的外部區分。

三

對于思想史研究來說，梳理思想命題和事件、描繪思想聯系和變化、勾勒思想底色和特征，還只是初步工作。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思想命題和思想事件？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思想聯系和思想變化？為什么會呈現出這樣的思想底色和思想特征？也就是說，不僅回答“有什么”，還須回答“為什么”。

一方面，我們需要探究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觀念背景。思想史上的命題和事件皆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們都能在思想進程中找到對它們產生直接作用、構成其直接原因的理論知識。不僅如此，思想命題或思想事件的發生還跟當下社會的“一般觀念”有關。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這種“一般觀念”不一定表現為清晰的學術話語，而是往往蘊含于日常的習俗看法之中，成為“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識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普遍知識和思想。但是，它們卻能構成一張“篩網”，決定著至少制約著作為知識表述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聚焦點和傾向性。在這個意義上，要充分理解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思想事實及變遷，不僅需要深入當時的德國觀念論哲學、英國國民經濟學以及彌漫歐洲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等理論體系，而且需要深入當時人們普遍接受的日常社會觀念去尋找原因。

另一方面，還需要探究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時代背景。畢竟，在探訪思想及其演變時重視但不拘泥于觀念本身，而是注重挖掘其賴以成立的物質狀況或經驗事實，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的方法和要求。馬克思恩格斯甚至認為：“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并不承諾更多的東西。既然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部分，既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又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組成環節，那么，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上的命題和事件必然奠基于現實的歷史活動之中。這方面的研究也就需要在觀念層面對此有所反映和反思，并在實際狀況中確認促使這些倫理思想不斷生長的事實根據。

四

從因果性上解釋一個思想命題或事件的緣由，還不足以充分理解它們對于整個歷史進程的經驗意義，不足以充分闡釋它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和現代倫理學的理論價值。因此，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研究必須向縱深拓展，澄清那些命題與事件對于人類歷史和知識體系的意義。也就是說，除了回答“有什么”和“為什么”，還要回答“意味著什么”。

馬克思恩格斯說：“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這說明，正如只有從思想的歷史現象中準確地聯系到人類歷史活動的經驗規律，我們才能準確地理解，一個思想命題或事件究竟處于怎樣的歷史階段、一種具體的思想變化或特征究竟蘊藏著怎樣的歷史趨勢，進而，我們才能完整地理解它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本身的過去與未來究竟意味著什么。在思想史研究中，雖然對歷史規律的揭示依賴于歷史現象的素材積累，但我們卻無須等到所有的現象都被描述殆盡之后，才能談論這一主題。毋寧說，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歷史意義是可以從它所揭示的人類倫理活動的主要特征和時代背景中逐步呈現的。而后續新的歷史事件和文獻材料的產生，則是對這種歷史認知的進一步印證或修訂。

歷史學家克羅齊說：“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這句話不僅適用于一般的歷史研究，更適用于思想史研究。因為，思想史的對象（即，思想）本身就是敘事的表現和產物。當我們以思想史的方法介入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不僅需要建構歷史的敘事，而且需要建構道德的歷史敘事，將那些關于道德的思想事件整合為一個有意義的話語系統，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主要命題、事件及其主要變化和特征找到它們的歷史方位與歷史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史研究”［17ZDA02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