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時代的中心問題始終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亦即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近百年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探索和回答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不斷地創造和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道路的初步哲學表達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長期閉鎖的國門，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斷加劇，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深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日漸凸顯為時代的中心問題。為了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前仆后繼地向西方學習，最終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正如毛澤東所說，自此以后，他們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即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得出了必須“走俄國人的路”的結論。所謂“走俄國人的路”，是從總體方向上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回答，是就中國道路的性質而言的，是指中國必須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而實現社會主義，而并不是說在一切方面都照搬俄國人的道路。

五四運動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和研究，都體現出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注重對中國道路性質的哲學探索的鮮明特點。李大釗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和“拯救中國的導星”，并特別強調唯物史觀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他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要解決當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必須首先致力于經濟問題的解決，因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而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像俄國那樣積極開展階級斗爭，進行社會革命。他說，假若不應用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瞿秋白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改造世界的哲學，而唯物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武器。他指出，要改造中國社會，就必須“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試解剖中國的政治經濟，討論實際運動”，而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辯律的唯物主義”。瞿秋白也很重視研究和傳播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他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一種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它是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和揭示人類社會進步的學說。他還具體地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作了具體而深刻的分析，論證了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李達之所以不遺余力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也是為了探索和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李達深信，唯物史觀不僅能夠幫助人們認識和把握社會組織的核心，而且能夠為人們指明社會發展的方向和提供改造社會的方針。他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是改造中國社會的根本前提，而要正確認識中國社會，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為此，他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近代經濟史作了深入研究，并由此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和鏟除封建遺物，中國革命的必然歸趨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達于社會革命；只有全體民眾起來打倒帝國主義、鏟除封建勢力、建立民眾政權、大力發展國家資本、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才會有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會。

上述表明，五四以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并由此開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就已對中國道路的性質作了哲學審視和探索，對中國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學表達。

民主革命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

由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開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結出了巨大的理論果實，形成了毛澤東哲學思想，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求解和對中國道路的哲學探索推進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文本，也是毛澤東對中國道路進行哲學探索的代表性著作。這兩篇哲學著作的理論貢獻，并不在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的闡述，而在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地總結了中國革命實踐的豐富經驗。雖然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已然揭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序幕，但要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事情，它不僅要求人們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而且需要人們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國的實際。但是，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的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內一直存在著背離和妨礙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它們曾屢次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實踐論》著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的認識論根源及其克服途徑。毛澤東在系統論述實踐與認識的關系的基礎上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認為，一切形式的主觀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而要克服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就必須從根本上消除其認識論根源：“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矛盾論》則著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根源。毛澤東系統闡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及其辯證關系，強調“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毛澤東指出，從認識方法上講，它們都不懂得“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背離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辯證認識方法。“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

20世紀40至50年代，毛澤東把《實踐論》《矛盾論》中所系統闡述的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特別是其所概括的“實踐——認識——實踐”的人類認識總公式具體化為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先后提出了“團結——批評——團結”的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方法和“物質——精神——物質”的唯物論，闡述了一整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而在毛澤東哲學思想指導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成功地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成功地開辟了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民主革命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哲學表達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也揭開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求解“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探索中國道路的新篇章。

首先，通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歷史經驗的哲學總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和不斷拓展提供了根本思想前提和哲學方法論導引。從1978年開始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關于生產力標準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關于哲學教科書體系改革的討論以及由其引發并延續至今的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都從哲學的高度深刻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歷史經驗，它們不斷地推進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拓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哲學引領作用。

其次，緊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需要融匯各種哲學資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不斷地注入新的哲學理念。新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以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著眼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注重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努力吸收當代世界上的各種哲學資源，為黨的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提供了豐富的哲學思想滋養。例如，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得到較為充分探討的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人民主體等哲學原則，通過黨的理論創新，都已轉化為中國共產黨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執政理念；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觀念，也已被提煉為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最后，通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各種重大問題的哲學分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前進軌跡進行了哲學籌劃和哲學構建。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黨的十九大報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推進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明確提出上。黨的十九大報告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分析當前我國社會實際，得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科學論斷，并以此為依據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命題，同時以“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清晰闡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深刻內涵。可以說，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問題的論述，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整體性的哲學籌劃和哲學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