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合作對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曲踏墓地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并對噶爾縣加嘎子墓地等遺址進行了調查。

曲踏墓地位置

本年度的發掘主要集中于曲踏墓地的I區和II區。I區位于札達縣城西側1.5公里處，共發現和清理墓葬7座、房址1處。墓葬都為小型墓，比此前該區發現的兩座洞室墓規模要小。形制分別為豎穴洞室墓和方形石室墓。豎穴洞室墓長寬在1.5米以內，洞室較窄淺，多已垮塌，人骨散亂，保存不完整。出土器物有木柄鐵器、陶器、草編器、貝殼、料珠等。方形石室墓長寬在1米左右，深度不超過半米，應為地表挖淺坑，在坑內砌筑方形墓室，用石板封頂。墓室內人骨發現較少，出土器物有陶器、貝殼、蝕花瑪瑙珠等。從墓葬分布來看，I區墓地面積較大，分布較多，并與晚期石砌建筑有疊壓關系。從墓葬形制來看，方形石室墓葬與札達縣皮央東嘎墓地較為接近，出土陶器與曲踏II區墓葬既有聯系也有一定區別，不見彩陶，而其他器物共性較多。初步推測這兩類墓葬都屬于秦漢時期。

I區墓葬發掘

I區墓葬遺物

I區墓葬出土蝕花瑪瑙

I區墓葬出土陶器

II區墓地位于札達縣西側的象泉河南岸，本年度的發掘主要集中在2014年發掘區的西側和南側。在2014年度發掘的M5南側新發現了一座豎穴洞室墓，其形制和出土器物與2014年度發現的五座墓葬相似。豎穴墓道深5米，由于墓壁中部缺少砂質土層，無法修筑用以承載蓋石的二層臺，因此墓室洞口改為用礫石混合泥土封堵，并用石板加固，與2014年發現的五座墓葬略有差異。墓室為單室，方形圓頂，隨葬箱式木棺，墓主人為側身屈肢葬式。墓室內出土有大量陶器和動物骨骼，以及銅器、鐵器、草編器等。其中一件完整的銅釜和一件滇文化風格的銅柄鐵劍尤其引人注意。在2014M1西側重新清理了2012年度當地文物部門搶救過的墓葬，弄清楚了墓葬結構，補充了關鍵數據。同時在該墓葬西側發現有小型的豎穴洞室墓，但墓頂坍塌，出土有少量陶器和料珠。這三座墓葬均屬于西漢時期。在2014年發掘區的南側發現一處洞窟式居住遺跡，頂部及壁面均已坍塌。其所屬年代及與墓地之間的關系尚不明確。

II區發掘區

II區M1墓室

II區M1工作場景清理木棺

II區M1出土陶器

II區M1出土木盒

II區M2出土蝕花瑪瑙

考古隊對位于I區、II區和III區之間的廣闊的臺地進行了調查，發現該地區面積在20萬平方米以上，文化堆積層分布均勻，厚達2米，距地表深度1—2米，包含有大量碳屑、陶片等，地表采集品可見少量石器、銅鏡等。該遺址暫時命名為曲踏遺址，可能與曲踏墓地的三個區具有密切聯系，其年代和內涵尚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考古隊對噶爾縣門士鄉五組新發現的墓地加嘎子墓地進行調查。該墓地位于曲龍村的北部牧區，海拔高4600米，發現至少三座豎穴土坑石室墓葬，有箱式墓棺，有的墓葬為多棺合葬。其形制和隨葬器物與故如甲木墓地非常相似，應該同屬于漢晉時期。村民采集的出土物包括用絲綢包裹的尸骨、木器、銅器等隨葬品。銀箔片上繪制有反向的雍仲符號，這一發現具有重大意義，其很有可能是本教的產物。出土器物內殘余的食物殘渣經實驗室觀察，分檢出青稞、稻米、粟和黍多種作物種子，可見當地豐富的飲食結構。這些作物的來源尤其值得進一步探索。

考古隊員

本年度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發現對于了解札達縣周邊遺址分布狀況和各個區的不同墓葬形制和分布有了清晰的把握，新資料證明曲踏墓地周邊是一處延續時間長、分布范圍廣、居住人群比較密集、文化面貌比較豐富的一處綜合性遺址，一批新器物的出土為我們了解當地的物質文化生活面貌提供了更加詳備的資料。滇文化風格的銅柄鐵劍為我們探討這一時期西藏西部與中國西南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資料，這種長距離、幾乎跨越整個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在當時已經形成了。蝕花瑪瑙珠、貝飾等器物的出土為研究西藏西部與南亞次大陸的物質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材料。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對于建立和完善象泉河上游地區考古學年代框架體系有重要意義。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

阿里地區文物局

札達縣文物局

領隊：仝濤

參加人員：赤列次仁（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

羅丹、郝曉峰（札達縣文物局）

郭婧（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金尼洋、劉冰洋、郝磊（中央民族大學文博系）

崔劍鋒（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李沛、王存存（考古所技師）

仝濤、楊金剛、鐘華（社科院考古所）

執筆：仝濤、李林輝、赤列次仁

考古所科研處與中國考古網聯合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