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緊時間”“再咬咬牙”“多堅持一下”，幾句話是何偉在工地的口頭禪，也是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高原女子考古隊”的精神特質。

　　一個客觀現實是，考古室作為西藏目前唯一有考古發掘資質的單位，僅有在編人員10人，其中女性隊員7人，除“隊長”何偉一個“80后”外，其余都是“90后”姑娘。

　　而她們所要面對的，是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是時刻與冬季賽跑的緊迫時間，是海拔動輒4000米以上的稀薄氧氣，是最靠近太陽的光照，是最刺骨的寒風，是跨度上萬年卻尚不為人們所知的西藏發展與中華民族交融歷史。

　　她們用竹簽和小鏟，剔砂石，掃塵土，在世界最高的荒野上，挖掘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碼，用尚帶泥土的陶與鐵、石與骨，追溯這片土地自古以來“萬里同風”的歷史印記。

　　在寒風與烈日間發掘

　　11月19日，忙完手頭積壓的數個文物保護影響評估報告，何偉掐著秋天的尾巴，趕到位于阿里札達縣的波林工地。西藏有句老話，說“遠在阿里”，而札達縣又在阿里最偏遠的角落。這里靠近邊境線，海拔4300米以上，是難見人煙的荒涼曠野。當地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偶然挖出一處墓地，只得馬上停工，聯系文研所做搶救性發掘。

　　“本來11月末阿里的考古發掘都該暫停，我這次來打算做初步勘測，為明年發掘做準備，可到現場后了解到，施工方工期緊迫，加上今年阿里天氣比較暖和，初步判斷墓地規模不大，我就心想，咬咬牙弄完算了。”何偉“僥幸”地想。

　　然而隨著工地開挖，墓葬顯露出它復雜的真實面貌，何偉的“僥幸心”落了空，發掘時間只能延長。而所謂的天氣暖和，只是相比往年而言，入冬的阿里再次展現出它的實力——“上午沒太陽，冷；下午太陽出來，但是兩點準時刮風，更冷。”

　　發掘剛開始時是集體作業，經過培訓的民工們會用鐵鍬、鋤頭幫忙清理表土，但發掘一旦進入文化層，就只能靠專業考古隊員下場，用竹簽、小鏟和刷子施展“雕工”，一點一點把破碎的文物、堆疊的尸骨從層層疊疊的土層里“摳”出來。

　　“考古不是只把埋在地里的東西挖出來了事。文物的價值不僅在其本身，它們在土層里的形狀、位置、狀態，都包含了歷史留下的信息。考古發掘的意義，就是盡最大可能去發現和保留這些信息，還原千萬年前這片土地的風貌和變遷。”何偉說，這需要細致的手頭功夫，往往要戴著薄手套甚至裸著手，蹲坐在工地里三四個小時，才能完成一小塊遺址的清理。

　　“高海拔空氣稀薄，風其實說不上大，但缺氧會放大痛覺，風只要碰到裸露皮膚，就跟刀刻一樣。”夜里回到住處，何偉指頭關節都變了色，但還要繼續“咬咬牙”，把當日發掘的文物分類歸檔，到凌晨才算完成一整天的工作。

　　因為工地離附近村落實在太遠，何偉找施工方要了一間活動板房住，“根本擋不住風，風找著縫從四面八方鉆進來，沒有辦法，只能在房間里再支一個帳篷御寒，才能勉強睡著。”

　　刺骨冷風和稀薄空氣，只是高原考古的眾多挑戰之一。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西藏，為考古隊員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極致經歷”。

　　有烈日和塵土——同在阿里的桑達隆果工地，發掘時正值盛夏，因為工地就在國道旁邊，大車駛過，塵土飛揚，伴隨著烈日和大風，土溝里作業的隊員們武裝到只露出一雙眼睛，夜里下工回來，衣服上落滿灰塵，“人和土一個顏色，互相之間是誰都認不出來。”

　　有寂寞與喧囂——在日喀則的拉托唐果遺址，由于附近村落整村搬遷，何偉只能借住在遺留的老村委會里。“村委會被附近牧民用來關牲口，我們入住就把牲口趕到院子里，臭不臭還好說，就是那個驢特別吵，不知道它在想什么，從白天叫到半夜。”高原空曠，驢叫聲劃破夜空，群山回響，伴隨著隊員度過一個個夜晚。

　　有高崖與深谷——在日喀則的吉隆石窟，石窟高懸在落差500米以上的峭壁上，僅有一條30厘米寬、時有時無的小路通往，一側就是萬丈深淵。在村干部又拖又拽的竭力幫助下，隊員們好不容易才走上去。調查完后要下山來，何偉回憶，“我往下一看，實在腿軟，坐在洞窟口，說我不想下去了，村干部聽到也哭喪著臉，說我們也不想你下去。”

　　“總而言之，我們就是在最偏的地方挖最老的土。”考古隊成員、藏族女孩擁措這樣總結工地體驗，這一說法得到大多數隊員認同。

　　雖然嘴上常說工地苦，但隊員們的選擇與堅守，用行動又構成另外一種回答。

　　藏族隊員旦增白云2016年從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碩士畢業，回拉薩時，先找了一份金融企業的白領工作，“無論是待遇還是舒適程度，都一定要好過現在，但那時我始終感到一種空虛，我覺得自己應該和家鄉的土地產生更多關聯。”

　　于是工作3年后，白云辭去工作，考進考古室，得償所愿，風吹日曬，日夜挖土。

　　“你現在流的汗，都是當時辭職時腦子里進的水。”隊友們常拿這個故事和白云開玩笑。站在土坑邊，只露出一雙眼睛的白云，無言以對。

　　“但實際上，我從來沒有后悔過。”白云后來說。想到自己挖出的每件物品，都會改變人們對西藏歷史的看法，她覺得自己的生命被放大了，“我是自己家鄉歷史的第一個見證者，這種感覺，只有考古能帶來。”

　　隊員譚韻瑤2018年吉林大學考古學畢業后進入考古室。這個家鄉在廣東佛山的女孩，對高原工地有另一種“向上”的看法。

　　“因為有些樣品得在深夜才能采集，于是看星星成為我們工地的固定項目。阿里也許是世界上最適合仰望星空的地方，可能因為離天空更近吧，夜里的銀河特別璀璨，無法形容的璀璨。”在等待相機曝光的幾十秒時間里，譚韻瑤常常會想，幾萬年前，甚至十幾萬年前，自己發掘的那些物件的使用者，曾經生活在這里的人，是否也和自己注視過同一顆星星呢？

　　土地，和土地之下的歷史；夜風，和夜風之上的星空——它們一道，構成屬于高原工地的獨特浪漫。

　　“成團”的偶然與必然

　　為什么要在條件最艱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隊”？

　　“其實所謂的‘高原女子考古隊’，只是對我們考古研究室里7名女隊員的一個‘昵稱’，而非正式編制。在我們的自我認知里，我們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唯一的共同點，只是恰好都在西藏，恰好都是女性罷了。”何偉回憶，這支如今名氣日盛、成果頗豐的隊伍的形成，純屬“一個偶然”。

　　2006年西藏文研所成立，西藏本土考古學才真正起步。2015年后的陸續幾年里，考進考古室的都是女生，不知不覺，女性成員數目就過半了。如今，考古室在編人員10人，其中7人是女性。

　　2019年的8月到11月，考古隊在阿里發掘桑達隆果和格布賽魯兩個墓地遺址，由于兩地距離不遠，隊里當時6名女隊員在3個月里同吃同住同工作。兩個工地相繼發現重要考古成果，也引來媒體關注。當媒體的鏡頭對準這6位女隊員后，“高原女子考古隊”的稱號也逐漸被大眾所知。

　　最終，桑達隆果墓地的發掘成果被評為“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隊”先后獲評“西藏自治區三八紅旗集體”稱號、“全國三八紅旗集體”稱號，更在今年獲評“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稱號，成為西藏考古的一張閃亮名片。

　　雖然說“成團出于偶然”，但回過頭看，這支女子考古隊并非橫空出世，桑達隆果等考古成果也不是偶然發現。女隊員們的成長成熟，西藏考古的跨越式發展，有其必然。

　　“高原女子考古隊”的“成果爆發”，其實是兩代西藏考古人接力的結果。“長期以來，西藏發展的重點都放在經濟建設和基礎設施完善上，考古很長一段時間缺乏關注。直到2000年前后，在李輝林、夏格旺堆等一批本地考古人的奔走努力下，考古業務才從西藏博物館里剝離出來，2006年成立了獨立的文物研究所，加上陜西考古院和四川大學等單位的幫助，西藏考古才從無到有，一步一步取得桑達隆果這種級別的發現。”何偉說。

　　直到近兩年，考古室在編人員才到10人，而這10人要管理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考古相關工作，“巨大的工作量面前，每一位考古隊員都必須獨當一面才可以。”何偉說，正是因為“肩負重任，退無可退”，女隊員們不得不快速成長。

　　雖然大多數隊員并不愛談論“女性考古”之類的話題，但身處野外，身處一個大多由男性民工構成的環境中，身處一個一年中有近二分之一時間出差在外的行業里，性別依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擁措2017年進入考古隊，是何偉之后最早一批入隊的隊員，也因此與何偉相處時間最長，兩人亦師亦友，“我剛進來時，其實對工作的意義、對人生的規劃都很迷茫，是何偉姐用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人生軌跡啟發了我。”

　　在幾位“90后”女考古隊員心中，何偉就是“高原女性考古人的理想圣體”。“她熱愛考古；她的精力似乎永遠充沛；她在工地上雄赳赳氣昂昂，敢和男民工吵架；她的愛人完全支持她的事業；她無論工作多忙，只要工地有信號，每晚都會和女兒視頻聊天很久……雖然考古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崗位，但她就是能把工作和家庭都顧好。”擁措略帶崇拜地說，何偉姐以身作則，給女隊員們立起一個“可以通往”的榜樣。

　　雖然被后輩們高度評價，何偉的反應卻很淡然：“雖然我們不把性別當借口，但考慮到考古行業的實際狀況，它是始終要面對的問題。我自己的感觸，一方面工作上要自強，野外畢竟不是城市，不‘潑辣’一點，很多突發狀況會‘鎮不住’；另一方面生活中要灑脫，不能把自己帶入‘自怨自艾’。生活的形式有很多種，考古工作長年在外無法避免，我們要先學會接受它，然后在這個共識下嘗試解決問題。”

　　采訪中，何偉女兒的視頻電話打來。何偉不好意思地笑笑，和電話那頭女兒說明情況，也沒掛電話，就把手機開著放在桌子一角，母女倆默契地“無聲”連接著，采訪繼續。“何況陪伴也有很多種方式，現在科技這么發達，我們作為新一代的女性知識分子，應該給出自己的解。”

　　在何偉的帶領下，女隊員們目標一致，朝夕相處，不僅工作中是同事，生活中也成了好友，為略顯枯燥的工地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白云說：“有時候我挖出來一個器型獨特，或者特別完整的陶罐，大家都會圍上來拍拍摸摸，說也要沾點好運氣。”

　　擁措說：“剛工作時，野外上廁所比較怕羞，何偉姐專門用鐵皮給我修了個廁所。第二年開春再去工地，發現廁所不見了，當地人說，這年冬天阿里刮8級大風，不僅把廁所吹飛了，連坑都吹平了，可惜了我的廁所！”

　　譚韻瑤說：“我的工地大多比較遠，很多時候得住山上，每次擁措經過我的工地，都會從縣城給我帶一杯奶茶，還帶一大包零食。我會從山坡上沖下來，用力抱住她，說‘擁措你又救了我的命’。”

　　相處日久，隊員也處成了閨蜜。“有時候好不容易回到城里，換上美美的衣服，和閨蜜們聚會，她們說演唱會，說偶像劇，我都聽不太懂了。到后來，即使回城里，還是我們幾個同事聚在一塊，聊的還是陶片和骨頭，哎！”擁措先嘆了口氣，然后又笑了。

　　高原厚土下的民族交融密碼

　　西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吐蕃王朝開始。公元7世紀，當時的藏王松贊干布命令大臣吞彌·桑布扎參考梵文，創制了藏文字體系，這一定意義上構成了西藏歷史研究的時間“上限”。

　　“但是西藏的歷史要遠遠早于吐蕃王朝，那么在藏文創制之前的漫長時光里，西藏的歷史是什么樣呢？”這個疑惑，縈繞在文研所的每個人心中，成為考古隊的“元問題”。

　　“前藏文時代的西藏歷史，常常和神話傳說混雜在一起。比如獼猴變人傳說，大意是藏族的祖先是一只由觀世音菩薩點化的獼猴。這種說法雖然浪漫，但顯然不能作為歷史資料看待。”白云說。

　　“上一代西藏考古人建立了西藏文研所，解決了西藏考古‘有沒有’的問題。如何把西藏歷史納入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體化敘事中來，成為我們這一代西藏考古人的時代使命。”何偉說，“如果吐蕃前的西藏歷史沒有文字記載，我們就親手把它‘挖’出來。”

　　被評為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桑達隆果墓地，就是考古隊向補全西藏歷史空白所交出的答卷之一。

　　“我們從2017年開始發掘桑達隆果遺址。這是一個距今2000年，延續使用了1000多年的墓地，歷史的沉積累加，為遺址保留了極為豐富的墓葬、隨葬品，還有巖畫、石器、鐵器、青銅器、陶器等物件。”何偉說，開挖7年來，經歷無數個烈日與寒風的日夜，考古隊在桑達隆果清理出48座墓葬，出土2000余套文物，為了解早期金屬時代到吐蕃王朝建立前，藏西北地區的文明起源、政治形態、族群交流等歷史情況，打開了一扇窗。

　　傳說中，這一區域還是古代象雄文化的活動范圍，“象雄在各種文獻上留下了只言片語，過去傳說成分是大于實證資料的，但在桑達隆果的發掘中，我們也發現了象雄存在與對外交往的一些文物證據，為未來勾勒象雄文化的真實形態提供了‘站得住腳’的依據。”何偉補充說。

　　“西藏的考古學起步晚，但是也因此為我們留下了廣闊的開拓空間。”擁措掰著指頭數，從桑達隆果墓地到格布塞魯墓地，再到皮央東嘎墓地、瑪朗墓地、多瓦墓地、覺墨林墓地、宗朵墓地、色布墓地、吉讓墓地……近5年來，考古隊對阿里地區的深入考古發掘，為探索該地區族群起源和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支撐。

　　“比如我們在這一地區發掘出的具紐鏡，與中原地區具紐鏡的風格完全一致，顯然是受到中原地區同期的漢晉文化影響，甚至就是從中原地區流傳而來。這就證明在吐蕃王朝之前，距離中原腹地兩三千公里之外的高原西部一角，就已經和中原產生了文化交流。”何偉說。

　　擁措則從人類學考古的角度，給出了另一種論證：“通過當地發掘的人骨的基因檢測可以證明，在10萬年前，最早一批遷徙到藏西的先民中，有來自中原的，有來自南亞的，有來自新疆的——可以說，藏西先民的血緣和文化，在最初就具有多元特征。”

　　一件又一件考古發現，為證明西藏自古多元一體、萬里同風，證明西藏文化自古都在與內地文化的互動交流中成長，提供了越來越多證據。考古，用無聲卻又無法辯駁的證據，為鑄牢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獨特貢獻。

　　這種親手填補歷史空白的信念，溯源民族交融印記的成就感，正是支撐這個被隊員們戲稱為“全中國最苦的考古所”，能夠十年如一日在世界最高荒野中“苦中作樂”的初心所在。

　　2022年，西藏博物館新館開館，白云特地去參觀。找啊找，在西藏史前時期專題展館里，白云一眼認出了自己當年親手從土地里捧出的陶器。它并不起眼地擺在聚光燈下，與其他展品一道，共同訴說著西藏璀璨文化的來時路。

　　她站在玻璃前看了好久，一種奇妙的連接感翻涌上來，“這一刻，這些年曬的太陽吹的風，全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