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弘法的僧人東本格西結合歷史和現實闡發邊疆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顧念國家安危的意識積極奔走，以弘法利生的實際行動支持抗戰。東本格西生于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法名昂旺傾珠，青海玉樹隆布族邦吉人。東本，藏語是“千戶長”的意思，為表達格西僧徒眾多，“故以東本稱之”[1]。11歲時，東本在章德寺出家，師從班登月塞喇嘛學習。20歲，進入哲蚌寺，在鄧瑪洛曲門下學習五部大論。1915年，東本以三大寺第一名的成績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同年參加考試、后來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喜饒嘉措位列第四名。東本格西曾經擔任拉薩密宗學院法師，大小五明融會貫通，品德學行咸為僧俗景仰，當時被稱為“繼第二法王宗喀巴大師后之稀有高僧”[2]。

　　1940年，在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達賴喇嘛坐床典禮期間，東本格西病重久治不愈，在藏醫無法救治且卜卦不吉的危急關頭，吳忠信的隨行醫生為東本格西診療，而后迅速康復。吳忠信后又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賜贈東本格西厚禮，并向其表達國家禮遇賢達之意。東本格西在與蒙藏委員會接觸交往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中央政府對宗教界人士的優遇之情，從吳忠信主持活佛轉世儀式理解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地方宗教事務的付出，心生依戀國家之念，為國付出之想。

　　次年，應重慶漢藏教理院和成都佛學社的邀請，東本格西決定前往當地講法。期間，日本空襲不斷，拉薩官民與弟子因憂慮東本格西安危，力勸其勿前往。但是，東本格西從佛教利益世間的角度出發，認為在當地民眾苦難之際，作為僧人更應不懼危險，前往當地慰藉民眾，以紓解戰爭造成的創傷與苦痛。1943年1月，東本格西從拉薩啟程前往理化（今理塘），參加九世班禪靈童尋訪測驗事宜。4月，經由康定抵達成都，沿途受到各地政府官員與僧俗弟子的歡迎。東本格西應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會邀請講演“佛教與邊疆”，蒙藏委員會委員格桑澤仁翻譯。[3]講演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詳細敘述藏傳佛教發展演變的歷史，提出因于歷代高僧與中央政府的大力維護與資助，藏傳佛教發展的基礎才得以奠定；其次，分析邊疆佛教的分布與信仰狀況；最后，分析佛教與邊疆的關系。[4]他在講到佛教昌盛與國家實力發展之間的關系時，明確提出“西藏之佛教，必須國力保護，中國強盛，則藏傳佛教得以發揚，藏傳佛教興盛，則中國亦可因而得到幸福”[5]。東本格西從歷史和現實角度詮釋西藏作為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的角色，邊疆不惟具體的地理概念和信仰文化差異的標簽，而是中央政府長期支持發展的歷史凝結，是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的一分子。

　　東本格西從歷史長河發展的角度定位藏傳佛教發展的過往，例證藏傳佛教文化傳承發展依靠中央政府的政策與資助，依賴國家強盛的實力基礎；從宗教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分析藏傳佛教和諧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僅能夠利益國家久安穩定，而且是構建共同幸福家園的關鍵因素。東本格西撫慰陷入戰爭困境的民眾，以哲蚌寺拉然巴格西的身份講演，闡釋邊疆地區在國家建設上的積極作用，肯定認識西藏地方佛教健康發展的現實意義，他的話語中飽含邊疆民族依戀中央政府的情懷，共同面對危難重建共同家園的觀念。

　　（作者王海燕，陜西師范大學宗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立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研究獲得西藏民族大學西藏文化傳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招標課題重點項目“政治安全與西藏社會高質量發展研究”﹝項目號：XT-ZB202101﹞資助。）

圖為《康導月刊》1943年7月，第5卷，第4期書影（圖片由作者提供）

　　[1]凌倉：《記東本大師》，《康導月刊》1943年7月，第5卷，第4期，第44頁。

　　[2]凌倉：《記東本大師》，《康導月刊》1943年7月，第5卷，第4期，第44頁。

　　[3]《東本大師講演“佛教與邊疆”》，《圖書月刊》1944年2月，第3卷，第2期，第61頁。

　　[4]《邊疆通訊》1943 年7月，第1卷，第9期，第19頁 。

　　[5]凌倉：《記東本大師》，《康導月刊》1943年7月，第5卷，第4期，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