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雍和宮堪布、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 圖片由四川民族學院重曦繪

　　1930年2月16日，拉薩西郊“堅贊魯頂”(俗稱接官亭 ) 鼓號齊鳴，人歡馬叫。西藏地方的文武官員及藏軍士兵正列隊歡迎貴客的到來。看熱鬧的藏族僧俗百姓在擁擠的人群中，爭相詢問，貴客是誰？何方人氏？當?shù)弥獊碚呤巧蔓湴驮鷤}堪布貢覺仲尼時，人們愣住了，一個普通的扎倉堪布，何以能享受如此禮遇？

　　1883年，貢覺仲尼出生在西藏拉薩的一個殷實人家。9歲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出家為僧。他的少年時代是在晨鐘暮鼓中度過的。他12歲受沙彌戒，20歲受比丘戒，因勤奮聰穎，且“辯才無礙”，很快便在寺內(nèi)小有名氣，取得了扎倉格西學位。這一時期，晚年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逐漸認清英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決定推進與中央政府的聯(lián)系，他很自然地想到利用西藏地方派駐內(nèi)地的僧人，打破僵局，發(fā)展關(guān)系。

　　1923年，貢覺仲尼（此時的漢譯名為棍卻仲尼）受派赴北平接替雍和宮扎薩克喇嘛之職。次年1月16日，貢覺仲尼到京后，即向蒙藏院呈報，獲準任職。

　　1924年秋冬之交，馮玉祥部驅(qū)逐清遜帝溥儀，引起蒙藏人士的疑慮。貢覺仲尼即與西藏駐京僧人，向民國政府提出了有關(guān)西藏待遇政策是否變化的呈詢。呈文說，他們奉達賴喇嘛之命來京任職，“凡民國與西藏之關(guān)系自應(yīng)注意”，并特別提到西藏與中央的關(guān)系是以“約法所載之條件”為前提的。而“約法”是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由此可見，署名代表對西藏地方是中國的一部分并無異議。民國政府4天后即予答復，表示“滿、蒙、回、藏待遇條件歷經(jīng)頒布，大信昭然，效力確定，允無疑義”。呈文和批復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中央與西藏地方關(guān)系的根本原則，明確了民國以來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guān)系。從字里行間，也可看出貢覺仲尼等人當時就被授予全權(quán)的西藏地方代表。

　　1925年8月3日，貢覺仲尼作為西藏代表，被民國政府臨時執(zhí)政選聘為“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國家大法的起草工作。

　　1928年8月，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游覽雍和宮。貢覺仲尼得以與其晤面，一番交談，使蔣感觸頗深，決定進一步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次年8月，貢覺仲尼求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說明達賴喇嘛并無聯(lián)英之事，亦未仇漢，愿迎九世班禪回藏。9月3日，他至南京謁見蔣介石，代十三世達賴喇嘛申明：達賴并無聯(lián)英之事；達賴仇華亦屬誤傳；達賴、班禪感情素愜，其始之發(fā)生誤會，并非達賴所逼。他表示“對中央絕對誠意服從，現(xiàn)在第一步即為恢復原來關(guān)系，希望國府能與西藏通消息，西藏完全服從國府之命”。9月13日，蔣介石設(shè)宴招待貢覺仲尼。席間，他向蔣介石面陳達賴渴欲輸誠之內(nèi)因，并提出由中央派其入藏，面見達賴喇嘛，宣達政府旨意。國民政府正是通過與貢等人的多次接觸，對西藏事務(wù)逐漸有了新的認識。

　　1929年12月，國民政府派貢覺仲尼以“赴藏慰問專員”的身份入藏。這才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貢覺仲尼攜“國府特派狀一件，蔣主席致達賴書一件，蔣主席玉照一張，國府密碼一本，非正式的手摺一件”。另外還帶了蔣介石給擦絨的信和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的名義寫給達賴喇嘛等人的信，由海路入藏。蔣介石在給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信中強調(diào)中央特派棍氏赴藏慰問，“并宣布中央資旨，希與接洽，并選派負責大員來京商洽一切”。也就是說，貢覺仲尼這次返藏是中央特派官員的身份。達賴喇嘛接報后，頗為重視，即給尚在途中的貢覺仲尼去電，表示“爾奉國民政府委派，自應(yīng)從速來藏”。1930年2月16日，貢覺仲尼抵達拉薩，西藏地方政府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2月19日，達賴喇嘛鄭重接受了其帶交的政府有關(guān)文件。貢覺仲尼則“將中央德意力為宣傳，并再三婉陳吾藏應(yīng)仍與中央力謀聯(lián)絡(luò)，以收唇齒輔革之效”。

　　1930年8月，貢覺仲尼返抵南京，帶回了西藏對中央有關(guān)意見的八條答復。從回復中，我們看到達賴喇嘛對中央的態(tài)度有所變化。翌年2月9日，西藏駐京辦事處獲準正式成立，貢覺仲尼親任處長。

　　1931年5月，貢覺仲尼作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代表之一，參加了“國民會議”。他專門上書行政院“希望參加國民會議者由西藏地方選舉代表參加，而不是由少數(shù)旅京人士代庖”。這期間，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并相繼出席了國民黨第四、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是年，貢覺仲尼經(jīng)與考試院院長戴傳賢交流，遂向政府呈文，提出之前所用漢文譯名“棍卻仲尼”欠莊雅，請求更名為“貢覺仲尼”。數(shù)日后，國民政府頒令同意。由中央政府訂定地方官員譯名，實屬罕見。

　　此后，貢覺仲尼在國家政治舞臺上頻頗亮相，先后就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常委，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等職。

　　民國時期，英國人覬覦我西藏地方，分裂分子活動猖獗。但是，無論情況多么復雜，只要對國家有利，貢覺仲尼都竭力去做。例如，他考慮到西藏地方與內(nèi)地只能靠英國人電報聯(lián)系的現(xiàn)狀，毅然上書中央請求于西藏設(shè)置無線電臺。因為 “明電則外人顯知內(nèi)容，密電則外人往往依政治作用，竟予扣留擱置……惟有迅由政府在西藏拉薩地方，先行設(shè)立無線電臺，完全以應(yīng)政治國防急切需要為前提。”行政院長很快下令從速籌設(shè)。須知，他作為西藏地方官提出這個意見是多么不容易。貢覺仲尼盡管受命于西藏地方，在重大問題上，他還是能顧全大局。如九世班禪出走內(nèi)地后，駐京辦事處遵照拉薩的指令，頻繁向中央政府提出反對班禪的報告，相互攻擊。但是，當班禪希望返藏時，又是貢覺仲尼不計前嫌，先后向達賴喇嘛轉(zhuǎn)交了班禪的幾封信，力促和好，使九世班禪得以派人到拉薩協(xié)商。

　　再如，處理康藏問題時，貢覺仲尼也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當時雙方各執(zhí)己見，戰(zhàn)事頻起。貢覺仲尼作為西藏駐京總代表，處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但他盡力從中協(xié)調(diào)，將西藏地方的意見及時上報中央。1932年8月，他轉(zhuǎn)陳達賴喇嘛來函，申述：“康藏糾紛，藏方不能違背中藏和好之旨”。12月17日，他又表示達賴甚望中央以和平方式解決康藏糾紛。他認為：“康藏糾紛，原屬細故，嗣因當事者各秉意氣，遂將事態(tài)擴大，如果中央能遴選公正大員，徑往西藏與達賴商議和平解決辦法，極易奏效。此后雙方如能為國家前途著想，一秉誠意，坦白相見，不難化干戈為玉帛也。”

　　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貢覺仲尼等及時報告中央政府，并積極籌備善后事宜。他與同事撰寫了《達賴事略》，以示悼念。書中高度評價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一生的事業(yè)，尤其是其晚年為改善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關(guān)系所作的努力。通過貢覺仲尼等人的多方努力，最終還促成了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赴藏致祭達賴喇嘛之行。這是辛亥以來，中央大員首次赴藏，意義重大。貢覺仲尼專函蒙藏委員會，希望大員“為免遠人企望……更以從速為宜”。致祭專使黃慕松臨行前，貢覺仲尼還在南京中央飯店為其餞行。

圖為貢覺仲尼轉(zhuǎn)西藏地方給中央政府的電報

　　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我沈陽，全國人民義憤填膺。貢覺仲尼在國難當頭之際， 積極參與組織 “康藏旅京同鄉(xiāng)抗日救國會”及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傳誓死抗日救國。他表示：“藏人擁護中央，以抗外力之侵略，不后他人。代表等來京即膺此使命。”

　　1938年4月，蒙、藏、回族組織了聯(lián)合慰勞前線抗戰(zhàn)將士代表團。貢覺仲尼在即將開赴前線的隆重儀式上，用生動的演講表達了西藏人民對祖國的赤誠之心。他指出：“拉薩是佛教的圣地，自從抗戰(zhàn)發(fā)生以后，有20萬以上的喇嘛念經(jīng)，在歷史上是最偉大的表現(xiàn)。”又說“宗教是本于公理正義的，日本人從前有不少到拉薩來學密宗，現(xiàn)在他們根本違背了教義。就宗教方面說，也應(yīng)該制裁。”他還談到西藏寓意深刻的兩個比喻：“一個是說‘中國各民族是五個兄弟，漢族是大哥，有人打大哥，小弟是應(yīng)該幫助大哥。’一個是說‘中國比如一個人，中原是頭，其他是手腳，頭有了病，手足也是不健康的’”。他的演講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極大地鼓舞了前線的抗日將士。

　　早在1936年，新任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就已到任。但是，貢覺仲尼卸職未卸任，仍為國家利益而奔走。直到1939年，他才“因年老請假返藏”，國民政府從優(yōu)發(fā)給其返藏旅費及補助金。1940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赴藏時，他受命奔走于噶廈與行轅之間，為粉碎分裂分子的陰謀作出了貢獻，后獲中央政府頒賜的五等采玉勛章一枚。1940年1月，貢覺仲尼又一次在色拉寺供養(yǎng)僧眾數(shù)千人，祈禱抗日戰(zhàn)爭取得最后勝利。

　　1944年3月8日，貢覺仲尼因病去世，享年61歲。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曾代表中央政府前往致祭。貢覺仲尼因中央派他赴藏而受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優(yōu)遇，更因西藏地方政府派他為代表而受中央重視，被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譽為“藏人中最接近中央者”，為維護祖國統(tǒng)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西藏網(wǎng)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