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西藏第一座寺廟——桑耶寺 攝影：成衛東

　　中國西藏網訊 “近年來，美國每年都要發表所謂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對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說三道四。事實上，發布報告機構的性質，以及美國在涉藏工作中對中國的一貫態度，決定了這個報告對中國不會有任何肯定之詞，即使沒有問題他們也一定要找出問題，不這樣的話就和美國做這個報告的初衷不相符。”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所副所長、研究員豆格才讓在談及美國近日發布的所謂“2017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時說。

　　自詡的宗教自由“標準制定者”

　　“報告中提到的宗教在哪里？寺廟在哪里？僧人在哪里？信教群眾在哪里？都在中國。關于中國宗教自由情況的報告，美國不用我們中國的真實數據和事例，而是專門搜集一些對中國不好的信息，甚至是用達賴集團等境外分裂勢力提供的資料，這樣的報告是否具有可靠性和權威性，結論已經很清楚了。”豆格才讓說。

　　“什么是宗教自由？有沒有一個界定？界定權在哪里？對此，世界上沒統一的標準。美國所謂的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也好，美國國務院的某個辦公室也好，他們是這個界定規則和標準的制定者嗎？不是。”豆格才讓認為，對于宗教信仰自由，中國當然要以自己的標準來界定。“拿藏傳佛教來講，如果宗教自由是指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的政教合一制度的話，那我們真的沒辦法再回到那種‘自由’。之所以要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就是因為那時候西藏和四省藏區老百姓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都掌握在寺廟和一部分宗教上層人物手里，社會自由談不上，更不用說個人自由了，如果美國認為要恢復到那個時候才叫宗教自由的話，那我們就沒有話題可聊，因為這完全是個偽命題。”

　　“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說得通”

　　“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在中國，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說得通。”豆格才讓說，“人民當家作主的政府，能把信教群眾的利益最大化，保護宗教的正常活動，滿足老百姓正常宗教信仰的需求。”

　　豆格才讓認為，我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自信源于幾方面的保障。首先是法律保障方面，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均被載入憲法，使兩項權利和義務得到保障；宗教政策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建立革命根據地，特別是在長征路上時，凡到少數民族地區就會制定和實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保護寺廟、保護僧人，這不是口頭說說而已，80多年前我們就是這么做的。”同時，由于宗教對信教群眾來說非常重要，中國政府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專門制定法規來保護和規范宗教活動，例如《宗教事務管理條例》《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等，這一系列規章制度符合法治化要求、也符合依法治國方略，是有理論依據并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出來的。

　　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是“指責我們的那些人想都不敢想的”

圖為豆格才讓（右一）在藏區調研時與僧人合影　　

　　豆格才讓結合自己30余年關于藏傳佛教現狀和歷史的研究，特別是關于寺廟管理的調查和研究，分享了對于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情況的認識和體會。

　　“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為西藏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推翻了黑暗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取消寺廟和宗教人士特權，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等，讓僧人和信教群眾有了更多的信仰自由空間。”他舉例說，如宗教活動方面，完全是按照《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和地方關于此條例的實施辦法來開展的。這是由于中國已經進入現代社會管理體系，一場宗教活動涉及到交通、消防、衛生等多個部門，“如果寺廟突然開展幾千人甚至幾萬人的宗教活動，信教群眾的安全如何保證？因此需要按照管理辦法的規定進行申請，然后按歷史的慣例開展宗教活動。首先要保障各方面的安全，其次不能被任何分裂分子和破壞民族團結的勢力所利用，我想在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會這樣要求的。”豆格才讓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政府在不斷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同時，把寺廟作為一個基本的社會組織進行建設，像我們所熟悉的‘九有’‘六有’等等，拿通水、通電、通路這些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條件來說，由于西藏和四省藏區很多地方山高路陡溝深，以前，僅僅依靠寺廟自身的力量修路和拉電線非常困難。但現在，通過政府的努力，西藏和四省藏區的寺廟已經實現了水、電、路全覆蓋。有時我在調研中看到，很高的山上一座很小的寺廟，只有幾位僧人在那里修行，但政府還是把路修通到了寺廟，相當于為了幾個人投入了幾百萬元。這樣的保障我們做到了，我想，這是指責我們的那些人想都不敢想的。”豆格才讓說，“老百姓能享受到的醫療、養老等保障，僧人全部能夠享受到，有時對僧人的側重點還會更多，例如，根據僧人的特點在寺廟里建立養老院，地方婦聯和醫療健康機構專門為尼姑進行普查和診療，如果沒有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所有這些保障措施根本談不上。”

 
圖為豆格才讓（左二）在藏區調研　

　　談及寺廟僧人的教育，豆格才讓認為，佛教首先是一個知識體系，然后是一個信仰體系，佛教理論的深度和廣度決定了學經的重要性。藏傳佛教歷史上就有學經體系，一些寺廟和教派的學經體系比較成熟完善，但有些寺廟和教派的僧人不具備很好的學經條件。對此，中國恢復和發展了寺院的學銜教育體系，支持有條件的寺廟辦學經班，同時舉辦各種經師培訓班，由于寺廟學經班建設受到經濟條件、人才、軟件和硬件各方面的限制，因此由政府出資建立佛學院，目前已經形成了體系，這保障了僧人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接受教育、掌握各方面知識、享受現代社會便利的權利，也能更好地滿足信教群眾的需要。

　　此外，豆格才讓認為，現代寺廟管理是傳統寺規戒律和現代法治的結合。“整個國家在走向法治化，這和寺規戒律雖然形式不同，但本質上都提倡約束個人、尊重他人、尊重秩序。寺廟的自主管理、自我管理有兩層意思，一是以寺院的戒律和寺規等規章制度、以民主管理為基礎，二是不接受任何境外勢力對我國宗教事務的插手和干涉。我們培養寺廟管理人才，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寺廟，保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實到實際中去，更是為了保證宗教現在和將來都能健康地存在和發展下去。”

　　豆格才讓表示，我們同時也要認識到，藏傳佛教依然存在極少數不符合宗教教義教規的事情發生。如歪曲宗教理論，或是以宗教自由的名義胡亂放生、破壞干涉正常社會生活和秩序等，“但是中國有這么好的經濟、教育、文化的發展，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障，我相信西藏和四省藏區會有越來越多的理性信仰，寺廟也會更加透明化、公平化，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理性化。對于寺廟和僧人而言，‘法’有兩種，一個是國法，一個是佛法。作為普通公民和出家人，僧人只有牢牢守住遵守國家法律和遵守佛教戒律兩條生命線，才是主動、自覺實踐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最好體現。”（中國西藏網 記者/吳建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