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日本共同社公布了一項調查：

　　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認為，高市早苗關于臺灣問題的錯誤行徑會對日本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六成多的受訪者對高市早苗此前推出的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感到擔憂。

　　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持率也隨之下跌。

　　這意味著，高市早苗政府企圖通過對外“強硬”來轉移日本國內經濟壓力的方式，并沒有奏效，反而不斷暴露了日本經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

　　借此，譚主也想談談，高市早苗政府試圖回避、卻無法回避的日本經濟現實。

　　偷雞不成，先蝕把米

　　去年，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只有0.1%。

　　為了提振經濟，高市早苗政府在今年上臺之后，推出了總額高達21.3萬億日元的擴張性財政政策。

　　政策宣布之后，市場已經做出反應：

　　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飆升到26年來最高，20年期國債收益率飆升到27年來最高，30年期國債收益率創下歷史新高。

　　一般來說，推出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帶來國債收益率的上漲。

　　原因很簡單，政府需要發行更多國債來融資，這直接增加了債券市場的供給，在需求沒有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債券的價格會下跌，相應地，收益率就會上升。

　　此外，債上加債，也會加重投資者對政府償債能力的擔憂，他們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這種風險溢價的上升會直接反映在債券收益率上，自然會導致預期收益率上升。

　　但像日本這樣上升這么多的，確實不多見。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日本的債務問題原本就已經很嚴重了。

　　日本政府總債務已經超過日本GDP的230%，是發達國家里最高的一檔。

　　按常理判斷，日本此時更需要控制開支、穩住債市預期，而不是繼續擴大財政支出。

　　最初，日本財務省提出的補充預算規模大約只是14萬億日元。日本自民黨高層一向主張不能過度擴張財政政策，人們對日本債務擴張的擔憂并不高。但高市早苗卻任命了一批主張依靠財政擴張帶動增長的經濟學家進入日本內閣府經濟財政咨詢會議。

　　隨著這些“積極財政”力量的聲音增強，再疊加高市早苗希望展示自己能“推動經濟增長”的政治考量，財政預算的規模最終被推到21萬億日元以上。

　　這樣帶來的隱患是什么呢？還得結合日本債市的結構性變化來看。

　　日本國債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日本央行是日本國債的最大持有者，占比超過一半。相比之下，美聯儲大約只持有美國國債的13%。

　　這和日本此前推行的政策相關——自2013年以來，為擺脫通縮，日本央行大量增發貨幣、大規模買入國債，在2014年成為日債的最大持有者。當時，日本央行持有國債占比為20.1%。此后，日本央行的占比一路上升。

　　但從去年開始，日債的需求結構正在發生變化。

　　去年年中，日本央行宣布要啟動量化緊縮政策，開始減少其持有的國債。這向市場傳遞的一個信號是，日本央行不再會無限量購買日本國債。到了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國內機構的購債需求也出現了大幅下降。

　　這意味著，日本債市對外部資金的依賴正在上升，而外國投資者對風險極為敏感，一旦開始質疑日本政府的償債能力，就會選擇拋售日債，增加了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概率。

　　與此同時，日本的銀行、保險公司和養老金長期重倉國債，債券價格下跌會迅速放大其賬面損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曾指出，這種風險一旦累積，可能觸發金融機構層面的不穩定。

　　金融機構的這種壓力最終又會傳導到實體經濟，抬升企業和家庭的借貸成本，在本就脆弱的增長環境中進一步削弱投資和消費。

　　高市早苗想著盡快在經濟上“表現”一下，結果卻是先把日本債市推向了風險。

　　掩耳盜鈴，鋌而走險

　　高市早苗這份財政政策不僅規模不合理，推出時機也不合理。

　　當前，日本正經歷一輪快速的物價上漲。根據最新公布的數據，日本居民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已連續51個月上漲，超2萬種食品漲價。

　　在這種背景下，常規的應對邏輯本應是通過緊縮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壓低總需求，從而給通脹降溫。

　　而高市早苗力推的財政政策，卻“反其道而行之”。

　　她給出的解釋是，日本當前的通脹主要是輸入性通脹，靠緊縮的貨幣政策能夠產生的抑制效果有限。

　　事實真的如此嗎？

　　日本央行用實際行動作了表態——將政策利率從0.5%上調至0.75%的水平。日本政策利率由此達到30年來最高水平。

　　并不是所有人都配合高市早苗的“掩耳盜鈴”。

　　事實上，前年日本的通脹確實還有“輸入性”的因素——受地緣政治影響，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于日本這樣一個能源、糧食以及原材料都高度依賴進口的國家來說，國內物價自然會被推高。

　　但2025年大宗商品價格在震蕩中下跌，日本通脹仍然居高不下，問題顯然更多來自國內。

　　高市早苗政府不可能看不到這一變化，但她選擇的路徑是通過發錢等擴張性財政政策，讓公眾在短期內感覺負擔沒有明顯上升，仿佛購買力得以維持。這本質上還是在“掩耳盜鈴”。

　　△高市早苗的財政政策將會適得其反，這已基本成為國際共識。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局面，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本來是要給通脹降溫，但效果卻被高市早苗力推的財政政策給大大“抵消”了。高市早苗飲鴆止渴的行為雖然兌現了其競選時的承諾，但是卻把日本的通脹問題推向了更加不可控的境地。

　　高市早苗一系列言行背后的邏輯鏈條，已經非常清晰了：

　　第一，國內經濟結構性問題解決不了，增長停滯。

　　第二，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結果反而嚇壞了債市，推高了風險。

　　第三，從不同出發點推出的政策相互打架，讓亟待解決的問題懸而未決。

　　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的嘴硬和日本經濟的脆弱形成鮮明對比，讓他們的丑態更加無處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