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兩千多年前的中希文明，在亞歐大陸兩端點亮人類智慧的星火；當“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的命題，叩響當下的時代之門。今天，我們循著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脈絡，與學者共探典籍里的千年回響。

　　主持人

　　唐萌，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文學編輯部編輯

　　嘉 賓

　　李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趙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編審

　　吳剛，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唐萌：2024年11月，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開幕，值此一周年之際，我們又引發了關于古典、經典的一系列討論。下面，我想請三位老師分別談一談：何為古典？何為經典？經典對當下有什么樣的傳承意義和價值？

　　趙培：世界古典學大會，其實我們去看他們的發言題目，很多都是圍繞經典展開的。也就是說，前面兩個問題可以結合起來——什么是古典？其實我們通過對經典的了解，就可以回到所謂的古典時代。從“典”字形上來看，甲骨里邊就是說“典”中間上面是一個“冊”，下面是兩只手捧著這個東西，它是非常尊貴的。然后到了后來，比如儒家一般的經傳解釋里面，就把“經典”的“經”解釋為“常”，也就是說“經典”就是“常典”，什么是“常典”，它在我們以后的政治運作、社會運行，還有個人行為規范里面都能起到一個長久的指導意義。這個問題，其實原來有一個學術界都非常耳熟能詳的理論，就叫做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理論，然后我們說，經典是軸心突破的成果，它既是軸心突破的成果，也是軸心突破的一個動力源。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我們想要了解經典，先要了解“前經典”。“前經典”的時候，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前經典時代”人們處理的更多是“人”和“天”的關系。到了經典時代就是通過諸子(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思想家），他們開始通過經典來處理人倫之間的關系，就是人和人、人和群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從戰國諸子開始，經典開始脫離原來的狀態，或者說它開始慢慢地作為一個文本的經典開始獨立。獨立之后，我們所有的思考原點，都是圍繞這些典籍展開。春秋晚期到戰國的時候實現了一個經典的“完成”。

　　所以我們去看典籍的話，我們看到《莊子·天運》里面講，就是首次出現了“五經”排在一起的《詩》《書》《禮》《樂》《春秋》。第二個點就是到了漢代，尤其是漢武帝以后，實現了我們說的“儒術獨尊”。“儒術獨尊”的時候，其實從經典的發展來講，就等于說經典從“完成”開始，它想進入到一個非常強的能夠指導我們現實生活，指導政治運作的這樣的一個（層面）。按照我們傳統的講法就是到了漢武帝以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講法，這個時候經典就完全進入到了這套體系當中。并且后面經典的研習和傳承，一方面，它作為政治、社會、個人的準則，另一方面，經典本身的學習就變成了一個對經典文本的闡釋，也就是我們說的“傳”的進入，就經傳的進入。到了宋元以后，朱熹等宋代的學者，不滿足于漢唐的經傳系統，他們對它要進行一個重新的解釋。這個系統為什么要講？是因為它對宋元以后的中國社會影響非常大，尤其是元代它整個進入到了科舉考試之后，就是這一千多年來，士人學的全是這套體系，所以整個的經典總結下來，經典為什么重要？就現在我們為什么還要再重溫經典，還要再舉辦世界古典學大會，簡單說一句話，就是經典和社會文化一直是非常深度互動的，它塑造我們的傳統，然后我們的傳統也不斷地改變著經典的“經”還是“傳”的形態。所以它們一直是有一種非常強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關系甚至到了現代，也持續在發生作用。

　　唐萌：吳剛老師是來自民族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從民族文學經典的角度，給我們談一談經典作為中華文化的經典以及民族文化的經典，它在中國以及世界上發揮的價值和意義。

　　吳剛：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當中，還有其他的講話當中提到了中國的經典，比如《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明清小說。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到了“三大史詩”——比如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這“三大史詩”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像《江格爾》在俄羅斯和蒙古國有流傳，像《瑪納斯》還在吉爾吉斯斯坦流傳，就是中國的“三大史詩”在國外傳播是比較廣泛的。另外一方面，中國的我們漢文化的經典典籍，它也傳播到了少數民族當中，比如說清代的時候漢文的典籍，像《三國演義》《西廂記》《金瓶梅》，通過滿文譯本傳播到了滿族、蒙古族等其他少數民族當中。這里邊比較典型的一個案例，比如《西廂記》，《西廂記》這個本子在清代康熙年間的時候，通過金圣嘆批改的《西廂記》傳播到了滿族當中，形成了滿漢合璧本；然后滿漢合璧本又進入到了蒙古族的傳統當中，形成了蒙古文的譯本。同時，它又進入到了達斡爾的文化傳統當中，形成了一種達斡爾的“烏欽”版本。它是個民間說唱，當時文人借用滿文字母拼寫達斡爾語，形成這樣一種手抄本，同時在民間傳唱。所以這就說明我們漢文化經典力量很強大，被我們中華各個民族所吸收接納。

　　唐萌：“他鄉有夫子，他鄉也必然有中華文化”。李芳老師可以給我們從俗文學的角度，介紹一下經典的傳承流變過程嗎？

　　李芳：趙培老師已經把經典的流變給我們梳理得非常清楚，但我想在我們討論這么充分的情況下，其實還是有兩個層面可以來展開我們對經典這個問題的探討。一個就是大家其實達成一個普遍的共識，我們今天來談古典學，是基于全人類的文明和典籍來討論的，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至于我們做中國文學研究來談經典的話，我覺得一方面是我們怎樣在傳統經典里去梳理古典的這樣一種傳統。趙培老師的研究其實是順著這個脈絡來進行的。我覺得在當下重新建構古典學概念，需要去對其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還有一個工作，就是我們在當下怎么重新去闡釋經典，所以我們可能在談經學研究的時候，覺得經學研究和經典它是一個先天可以等同起來的，雖然我們可能中間會有一些微小的差異，對吧？經典是不是又等同于經學，或者經學只是經典的一部分，或者經學當中的哪一個研究是經典的一部分，當然這個是趙老師他們研究的，可能對于我們稍微偏后一個時段或者研究俗文學的人，我們就希望在當下重新去闡釋經典，我們顯然不希望回到我們都很熟悉的古典文獻學，或者是這樣的一個范疇來討論，我們希望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來討論，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僅在談經學，可能在四部之外的集部典籍，也可以重新進入到我們的視野，以及它們在中國古代的這樣一個經典中的位置，我們可以重新討論。

　　從軸心時代鑄魂到多民族共賞，從經傳闡釋到世界流芳，經典始終是文化長河里不滅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