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從明確表達早期“中國”概念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圭表，到定格后世“中國”龍形象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形器，從留下“中國”一詞最早文字記錄的西周青銅器何尊，到為“中國人民”提供最早實物文物例證的漢代五乳神獸鏡，再到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區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作為歷史的見證，考古文物生動展現出中華文明的綿延不絕與博大氣象。

　　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疏源浚流，與古為新；國寶重光，時代華彩。今天，讓我們走近這些銘刻下“中國”印記的文物，在思接千載中讀懂“何以中國”、堅定文化自信。

　　——編 者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圭表

　　都城中的早期“中國”

　　何 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曾這樣評價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志。”陶寺遺址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點遺址，是研究中國歷史和古代文化、感知中華民族精神內涵的必經之地。

　　要深入了解陶寺文化，就不得不提到陶寺遺址的一項重要考古發現——圭表。圭表是度量日影長度的一種天文儀器，由“圭”和“表”兩個部件組成。水平放置于地面上，表面刻有刻度以測量影長的標尺叫“圭”，也稱“圭尺”；垂直于地面的標桿叫“表”，亦稱“立表”。據學者研究推測，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距今4300年至4000年。

　　陶寺遺址中期王墓出土的立表，為通身涂紅彩的木桿，其復原高度為225厘米，按照陶寺一尺等于今25厘米來換算，折合陶寺尺為總高9尺。古人在使用立表時，將其垂直插入地下1尺，地上留8尺。

　　同期出土的圭尺，為木胎彩漆桿，復原長度187.5厘米，折合陶寺尺7.5尺。圭尺上殘余42道刻度，其中第11號刻度的長度為1.6尺。《周髀算經》提到，夏至標準的晷影是一尺六寸，但并未說明其具體意義。《周禮》說夏至影長一尺五寸為“地中”，但這是河南洛陽的數據。從地理緯度上看，陶寺所在的晉南地區位于洛陽的北邊，夏至影長要更長。綜合推斷，陶寺圭尺的第11號刻度，應該就是古代晉南地區的一個“地中”標準。

　　在古人心目中，圭尺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它能夠判定“地中”。“地中”觀念源于古人樸素的宇宙觀，是“中道”“正統”等社會心理基礎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源頭，經夏商周三代的不斷強化與鞏固，其地理標志基本固定在嵩山及伊洛地區一帶。即使后世國家政權中心由于各種原因，一時遠離“地中”，統治者們也會通過“假中于河”、祭拜嵩山“天室”、營建“東都洛邑”等方式，與“地中”建立聯系。

　　經過40余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學界普遍認為，陶寺遺址是一個邦國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所覆蓋的區域，其政治實體已進入國家階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在陶寺文化中，“中國”的概念已經出現。這里的“中國”，我們可以拆解為“中”和“國”兩方面：“中”是“地中”概念，“國”在考古學上的意義主要代表“都城”。綜合陶寺遺址多年考古成果，我們認為，陶寺文化完整而明確地體現了早期“中國”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陶寺考古隊第四任隊長，本報記者付明麗采訪整理）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形器

　　圖騰里的“中國”氣象

　　趙海濤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在河南洛陽盆地，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周王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和隋唐洛陽城遺址等沿洛水依次分布。其中位于洛陽偃師的二里頭遺址，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是同時期規模最大的都城遺址。經過60余年的考古發掘，這里展露出早期廣域王權國家的王朝氣象。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短時間內吸收了各區域的文明因素，對研究王朝國家形成、禮樂制度興起等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在二里頭眾多文物中，綠松石龍形器無疑是件“超級國寶”。它出土于二里頭遺址3號宮殿南院的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現藏于中國考古博物館，其工藝水平與象征意義進一步印證了二里頭的王權高度。這件龍形器呈長條波狀曲伏，以中脊線為中軸，有菱形紋、龍尾內蜷等特征。龍身由2000多片綠松石嵌片組成，多數嵌片長僅幾毫米、厚不足1毫米，且每片均按圖案設計成上大下小的楔形，通過膠黏嵌合后，表面嚴絲合縫，龍身栩栩如生。

　　如今，即便借助三維建模與3D打印技術，我們在復刻這件文物時仍要面臨不小挑戰。綠松石龍形器用工浩大、制作精美，不僅展現了二里頭文化時期手工業的頂尖水準，更被學界普遍認為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之一。

　　雖然綠松石龍形器不是考古發掘出土的最早龍形象器物，但其與后世中國龍的形象十分接近。在此之前的玉龍多為C形，而綠松石龍形器的出現，標志著龍的形象開始定型為長身子、菱形紋等特征，這種形態對后世龍形象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商周時期，青銅器、玉器、骨器上的龍紋飾很多都以此為原型。

　　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公布，成果表明：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2023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成果認為，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網格區域布局，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接力，我們得以進一步探源“文明曙光”、詮釋“何以中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第四任隊長，本報記者張文豪采訪整理）

　　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何尊

　　銘文上的“中國”之源

　　李曉毅

　　何尊是西周早期貴族“何”為祭祀祖先所鑄的青銅酒器，1963年出土于陜西寶雞市賈村鎮，現藏于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其造型莊重威嚴，上圓下方，通體有四道扉棱，將器表分為四部分，形成獨特的空間韻律。何尊上部的紋飾以芭蕉葉和蛇紋點綴，腹部和下部分別飾以高浮雕、低浮雕的獸面紋，紋飾疏密有致，凝重而富有變化，體現了西周早期青銅鑄造工藝的高超水平。

　　1975年，考古學家發現何尊底部鑄有一篇122字的銘文，大意是：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日，為父親武王進行了盛大的祭祀，在東宮大室中對“何”進行訓誥。其中有“宅茲中國”一句，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從字源看，銘文中的“中”象征中央權威，其字形似旗桿，代表城邦或族群活動的中心；“國”字寫作“或”，由“城池”與“干戈”構成，意為以武力護衛的都城。周成王“宅茲中國，自之乂（yì，治理）民”的表述，表明周人以建都天下中心為基點構建政治秩序。

　　隨著周代“華夏”概念的形成，“中國”一詞逐漸從地理概念升華為文明認同符號。

　　周人融合夏、商、周三族為“諸夏”，以禮樂制度為中心，形成超越族屬的文化共同體。此時的“中國”涵蓋了禮制和價值觀等層面，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精神紐帶。例如，周初推行分封制，將“中國”塑造為禮樂文明的象征，周邊族群通過接受周禮而融入“華夏”。這種文化整合如同強大的磁場，不斷增強吸引力與凝聚力。

　　何尊是西周早期少數明確紀年的青銅器，其鑄造時間與銘文內容結合，為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提供了關鍵標尺。銘文“唯王五祀”，為解決周公攝政的7年是否計入周成王在位年數的歷史爭議，提供了實物證據，修正了傳統史觀中對西周紀年的認知；銘文記載的周成王營建成周（西周王朝的京師）事件，與《尚書·周書》中的《洛誥》《召誥》及《史記·周本紀》記載相印證，不僅證實了周初的政治布局，還揭示了周王朝的治國策略。

　　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傳承中一路走來，“中國”二字鐫刻在“何尊”底部，更銘刻在每個華夏兒女心中。何尊銘文的深層意義，在于其通過“中國”概念的雙重性，既展現了周人“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更反映了從“地理中心”到“文化認同”的文明見證。這一始終承載兼容并蓄文明基因的“中國”概念，使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既能不斷吸收多元文化，又始終保持凝聚力。

　　（作者為陜西寶雞市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本報記者張丹華采訪整理）

　　湖北武漢博物館藏五乳神獸鏡

　　千百年的“中國”愿景

　　任曉飛

　　“中國人民”一詞出現得有多早？在湖北武漢博物館，珍藏著一件五乳神獸鏡，因其主題紋飾外圍所鑄銘文中出現了“中國人民”，被視為該詞在已知實物文物上的最早例證。

　　該五乳神獸鏡，直徑18厘米，重約500克。鏡體呈圓形，中央為圓鈕座，鈕座四周環繞四只猛虎，兩兩相峙，神態威猛。五枚圓座乳釘將鏡背主紋飾區劃分為5個部分，分別鑄刻著雙虎、雙鹿、獨角獸、雙角獸、神人戲龍等不同紋飾，整體布局嚴謹有致，工藝精湛，體現出當時成熟的青銅鑄造水平。

　　漢代銅鏡通常會被研究者按照銘文類型分類，該五乳神獸鏡屬漢代“青蓋鏡”一類。鏡背外圈一周環繞篆書體陽銘文，共21字：“青蓋作竟（鏡）四夷服，多賀中國人民富，云雨時節五谷熟。”這里的“多賀中國人民富”意為祝愿漢代疆域內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安定。另有專家認為此句應釋讀為“多賀中國人民息”，取休養生息之意。

　　“中國人民”一詞最早可見于《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細數四方物產后，提到“皆中國人民所喜好”。這面銅鏡上的銘文，將宏大的國家意識與百姓生活的祈愿結合在一起，折射出漢代社會的文化心理。

　　銅鏡在古代用途廣泛，除了作為照面的日用品，也常被用作嫁妝與饋贈的禮物，或是隨葬器物。在眾多漢代銅鏡銘文中，最常見的是如“長宜子孫”之類的祝頌語，反映人們對家族延續和生命健康的重視。五乳神獸鏡上的這段銘文，不僅是吉祥祈愿的表達，也是研究漢代社會的重要材料。

　　從銅鏡上的“多賀中國人民富”，到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中國人民”，“中國人民”一詞已跨越千百年。它不僅是語言文字的傳承，更是文化認同的延續。通過這面小小的銅鏡，我們能感受到自古以來百姓對國家安定、生活富足的共同期盼。

　　一面銅鏡，銘刻著漢代的風云與愿景；一句“多賀中國人民富”，仿佛仍回蕩在我們耳畔。走進博物館，面對這些靜靜陳列的文物，我們感受到的不只是歷史的宏偉與壯闊，更是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生命力與凝聚力。

　　（作者為湖北武漢博物館館長，本報記者范昊天采訪整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五星”織錦護臂

　　交融間的“中國”文化

　　于志勇

　　199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了一件漢代織錦護臂。護臂呈圓角長方形，長18.5厘米，寬12.5厘米，整體以織錦為面料，兩個長邊上各縫綴有3條長約21厘米、寬1.5厘米的白色絹帶（其中3條殘斷）。護臂織有八個篆體漢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件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發現之一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以下簡稱“‘五星’織錦護臂”），如今靜靜躺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櫥窗內，講述著一段跨越了2000多年的故事。

　　尼雅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道的交通要沖，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匯之地。“五星”織錦護臂發現于一處兩人合葬墓，和作為隨葬品的弓箭、短劍鞘等物品放在一起。當時，現場工作人員在清理墓內男性葬者右側的織物時，發現一部分色彩斑斕的織錦掩埋在沙土中，格外醒目。隨著一點點翻開，織錦不僅逐漸顯露鮮艷的藍、白、紅、黃、綠色花紋，還陸續顯現“國”“東方”“五星”等字。最后看到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時，在場所有人都為之震驚。

　　經過專家分析和鑒定，“五星”織錦護臂是由五組經線和一組緯線織成的五重平紋經錦。這種織法在漢錦中較復雜，極為罕見。其紋樣題材異常別致，有鳳凰、鸞鳥、麒麟、白虎等瑞獸和祥云瑞草，并巧妙地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等篆體文字列置其間。

　　經緯縱橫，展現工藝，更見證歷史。據考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古代星占用語。“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東方”則是古代星占術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國”，指的是“中原”。古人相信，每當五星相聚，輝耀東方，國家就將安寧昌盛。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五星”織錦護臂出現在遠離中原地區的尼雅遺址，生動展現了各民族在2000多年前就進行了深度交流交融。它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實物和理論支撐。

　　（作者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館長，本報記者李亞楠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