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博物館館藏4000余件文書類文物，近幾年當地又出土了1.5萬余件文書類文物，內容包羅萬象，是研究和了解古代西域地區人民真實生活圖景的寶貴資料 

　　◇吐魯番墓葬中大量發現“入鄉隨俗”的伏羲女媧像，反映出生活在吐魯番盆地的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產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吐魯番是古絲綢之路上一顆耀眼的‘明珠’，相關發現對考古界的貢獻和影響具有世界意義。”

　　文 |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張瑜

　　吐魯番博物館館藏的伏羲女媧絹畫 受訪者供圖

　　從古長安出發，途經河西走廊，穿行數百里茫茫沙漠后，吐魯番映入眼簾。這座古絲綢之路上的歷史名城，曾是東漢西域長史府、唐安西都護府的治所。這里曾流行過7種宗教，使用過十余種文字、20多種語言，是觸摸古代新疆地區真實風貌的“露天博物館”。

　　干燥少雨的氣候，使得吐魯番1491處不可移動文物遺址以及大量出土文書、墓志、紡織品、皮制品等珍貴文物完整保存，見證著中國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的歷史往事，以及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的動人篇章。

　　描繪西域生活圖景

　　“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阿娜爾罕的心兒醉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讓吐魯番的葡萄名揚四海。

　　約1600年前的十六國時期，生活在吐魯番盆地的先民們就開始種植葡萄并釀制葡萄酒。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M408墓室一幅名為《莊園生活圖》的壁畫，生動展示了這一事實。壁畫用墨線勾勒出三棵畫滿小圓點和波浪狀線條的果樹，樹旁標識著“蒲陶”二字，左側還詳細繪制了葡萄榨汁、過濾、煮沸、蒸餾、裝罐的全過程。

　　“壁畫的內容、形式、技法、風格與河西乃至中原相似度極高。”吐魯番學研究院專家介紹，公元327年，前涼在吐魯番首設高昌郡，郡縣制度開始在新疆推行，并逐漸形成了與中原地區相同的審美和生活方式。公元460年，以漢人為主體居民的地方政權高昌國在吐魯番建立。

　　公元640年，唐朝政府在吐魯番設置西州，并設西域最高軍政機構——安西都護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表示，一系列唐制的推行，使得西州既保留了邊疆特點，又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唐朝內地各州縣并無太大差異。

　　吐魯番博物館中，唐代12歲少年卜天壽抄寫的《論語鄭玄注》備受關注。北宋時，鄭注《論語》就已失傳，直到20世紀初才在吐魯番和敦煌兩地發現了若干斷片，吐魯番博物館保存的就是其中較為完整的抄本。除《論語鄭玄注》外，卜天壽還抄寫了一些打油詩，其中一首寫道：“他道側書易，我道側書（難），側書還側讀，還須側眼（看）。”

　　無獨有偶，甘肅敦煌藏經洞中發現唐五代時期在我國西北地區廣為流傳的《開蒙要訓》，一名學郎題記寫道：“聞道側書難，側書實在難，側書還側立，還須側立看。”距今千年前兩位學郎跨越時空的“一唱一和”別有趣味，更體現出中原與西域在文化教育上的相互影響。

　　吐魯番學研究院技術保護研究所負責人陳玉珍介紹，吐魯番博物館館藏4000余件文書類文物，近幾年當地又出土了1.5萬余件文書類文物，內容包羅萬象，是研究和了解古代西域地區人民真實生活圖景的寶貴資料。

　　記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歷史上，吐魯番盆地是多民族聚居之地。高昌國時期，至少就有中原謫發的戍卒后代、河西來的漢族大姓世家以及中亞經商來此留居的粟特人等。

　　吐魯番博物館展廳內，兩幅并排懸置的伏羲女媧像引人注目：其中一幅，伏羲女媧為深目高鼻、絡腮卷須的胡人形象，另一幅則是中原漢族長相。

　　吐魯番學研究院副院長陳愛峰介紹，伏羲女媧是中華文明中的人文始祖，墓葬中放置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像，曾是中原地區喪葬習俗。吐魯番墓葬中大量發現“入鄉隨俗”的伏羲女媧像，反映出生活在吐魯番盆地的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產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吐魯番博物館內，立著一座用漢字和回鶻文書寫的《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復制品，講述了八代回鶻亦都護由高昌入仕元朝政府的事跡。

　　公元1275年，西北諸王叛亂勢力向元世祖忽必烈進攻，高昌城被圍城6個月，亦都護高昌王火赤哈兒昂然道：“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為家，死以此城為墓，終不能爾從。”后戰敗身亡。忽必烈感念回鶻亦都護的義舉，把甘肅武威西北的永昌作為封地，安置回鶻亦都護家族及其流亡的臣民。從此高昌王室便在永昌扎根，后代還與蒙古王室通婚。

　　粟特人的故鄉在今天的中亞地區撒馬爾罕一帶，他們長期在古絲路沿線進行國際間貿易，來到中國后，受中原姓氏文化影響，常以本國名作為姓，比如康、安、曹等。他們中的一些人留居下來成為當地居民，有的還入職為官。高昌國內就居住著不少曹姓和康姓的粟特人。

　　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出土的《唐龍朔二年（662）康延愿墓志》表明，墓主為康姓粟特人，曾是西州軍事將領，出土墓志強調“其先出自中華，遷播屆于交河之郡也”。陳愛峰分析，這說明墓主已將中華認同為自己的祖籍，將中華文化認同為自己的文化之根。

　　見證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

　　吐魯番市葡萄溝以西的一座丘崗上，坐落著入選“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的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這是國內目前發現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且時間跨度較長的景教遺址，其年代為唐代至元代。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于唐代初年傳入中國，遺址中出土了用漢文、敘利亞文、回鶻文、粟特文書寫的一批重要文書，以及北宋漆碗、“熙寧元寶”錢幣、玉雕十字架等重要文物，還發現了同一紙張正反面分別書寫漢文佛經與敘利亞文景教文獻的情況。

　　“這些考古發現反映出景教曾在吐魯番流行，與佛教、道教、摩尼教呈現出多元文化共存、多種文明交流互鑒的景象。”吐魯番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負責人王龍說。

　　陳愛峰介紹，目前考古發現吐魯番曾流傳過薩滿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其中有14處佛教石窟寺遺址，約400座洞窟，宗教考古遺跡富集，是新疆宗教文化的“樣本庫”。

　　吐魯番市鄯善縣的吐峪溝石窟是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溝66窟主室門道墻壁上，繪有一位衣著華麗的天神圖像，其身后還繪有一只匍匐于地、雙目圓睜的犬類動物。

　　經過對比研究，專家確定這是祆教神祇。祆教又名瑣羅亞斯德教，曾是古波斯帝國的國教，流行于西亞和中亞地區。祆教神祇在佛教洞窟中出現，表明不同宗教在流傳過程中的不斷融合與彼此吸納。

　　“吐魯番是古絲綢之路上一顆耀眼的明珠，相關發現對考古界的貢獻和影響具有世界意義。”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劉文鎖說。

　　（《瞭望》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