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聞邦達家族之大名，在拉薩，在西藏，邦達家族可以說是無人不曉。有康巴首領之稱，有西藏商品經濟開拓者之說。雖在藏多年，未曾有所接觸，甚至也沒有在文史資料中讀到。

　　去年10月，昌都解放40周年，我因公務去往昌都，在途中談起邦達家族。可巧，我們的頭兒格桑朗杰就曾是這個家族的傭人，其父親跟隨邦達·多吉多年，侍奉左右，實際上是具有管家性質的傭人。格桑朗杰自幼跟隨邦達·多吉之次子邦達·旺欽，也算是個小傭人。但從他所敘的舊事看，似乎更像是“侍讀”。昌都解放后，年齡都只有十歲左右的主仆二人，分別被送往中央民族學院和西藏公學學習。自此一別，三十多年沒有見過面。此番來昌都，格桑朗杰也有尋訪之意。

　　在昌都，查閱當地一些文字資料，屢屢見到邦達·多吉的名字。早在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進入康區，在那里組建了第一個具有革命性質的博巴政府，邦達·多吉便被委任為財政部長。1950年，邦達·多吉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圖為邦達·多吉

　　在昌都地區政協大院里，我和格桑朗杰找到了邦達·旺欽。自幼一起讀書玩耍的孩子而今成為了陌生人，卻由我這個更為陌生的人在他們中間作了介紹。昔日的少爺，現在是昌都地區政協副秘書長，昔日的侍童，現在是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這是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雖然他們曾經許多次參加過同樣的會議，住在同一個招待所，卻互不相識。我看著他們相互間問年齡、健康和家庭狀況，“主仆”相見，無限滄桑，既有親切，又有感慨，甚至不免有些尷尬。邦達·旺欽邀請我們上他家作客，還答應了我請他談談邦達家族的請求，不過，他申明由于當時年歲太小，說不很清楚。

　　邦達·旺欽住在昌都縣委的一套住宅里，因為他的妻子扎西白姆在昌都縣小學工作，是自治區人大代表。他的家相當簡陋而且零亂，不像我們在拉薩所看到的其他貴族家庭那般豪華，可以由此想到主人的繁忙和隨和。邦達·旺欽夫婦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回藏，被分配在崇山峻嶺之間的江達縣，一個做文學工作，經常跟著工作組騎馬下鄉，很像個基層干部；一個在那里的小學教書，多少年一直是山區孩子的第二母親。他們在那里生活了23年，幾年前才遷來昌都鎮，所以，他們的家庭器具和陳設，都還帶著以往的歲月痕跡和地方特征。

　　旺欽能記起的家族史事的確不多。據他介紹，邦達家族的發家史并不是很久遠的事。

　　邦達家在四代前還只是薩迦寺在芒康縣的差戶。重要的時間起始于其曾祖父。邦達家此時已顯露出發跡的勢頭。在邦達地方，當時只有同村莊的加中貢布家族可以與之相抗爭。加中貢布生有五子，咄咄逼人，邦達家卻只生有一子，不能不擔心對手的威脅，便借故橫刀殺死了加中貢布五個兒子，以斷其后。此時，清軍西進，加中貢布前往巴塘向清朝欽差大臣控告此事。欽差大臣主管地方軍政事務，便判定償殺邦達家三人。邦達既顧家族之未來，又懾朝政之威嚴，湊齊本家族親友三個人腦袋，卻將第二代邦達——旺欽之祖父邦達·列江留了下來。這是邦達家族史的第一回合。

　　留住性命的邦達·列江果然不凡，既從商，又從政，而使其家庭成為望族者。至關重要的是本世紀初的政治事件。1910年，在西藏地方政府與清朝中央政府發生劇烈沖突的情況下，十三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邦達·列江以自己在印度辦有商業之便，保護并資助了達賴喇嘛。兩年后，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為回報邦達·列江之助，給予了邦達家族千載難逢的發展便利：授權邦達家族獨家經營全藏羊毛和貴重藥品，并明令其他商家不得經營，違者重罰。巨大的壟斷權很快使邦達家族成為豪門，邦達家族的生意做到了成都、上海，做到了印度乃至歐美。但邦達·列江卻莫明其妙地死于非命。后來我到拉薩訪問旺欽之胞妹貢吉旺姆，據她說，祖父之死因一直不明，但傳說那天祖父出門曾有巫師竭力勸阻，無論如何不能出門，倘若十分必要，也務必在天黑前返回，以免跡象明顯的兇兆。邦達·列江卻未置重視，他應約赴一場擲骰子的游戲，興致勃勃玩到天黑尚不思歸家，結果應了巫師之言。至于是因為政治原因，或是商敵所為，或是舊仇之償，不得而知。

　　邦達·列江的三個兒子中，最有聲望的應首推三子邦達·多吉——這位藏東地區著名的人物。其長兄邦達·洋佩盡管也赫赫有名，卻與他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邦達·多吉雖然也繼承了其父親的商品運輸經營業，但邦達·多吉最引人注目的成就無疑是在政治方面。

　　在邦達·旺欽兒時的記憶中，父親總是獨自蹲在地上琢磨關于水的問題。他想著如何將遠水引到近處，將低水引到高處。這并非臆想天開，他的確研究出一套辦法，挖溝引水，沖擊土石，讓山坡自行崩塌，抬高基礎水位，果然是水如人意。乘工作之便，略繞了一段路，我們特意去芒康縣邦達鄉探訪。格桑朗杰就出生在這里，后來隨馱隊去了巴塘。現在鄉政府的房子，當年就是邦達·多吉自己設計的，而將他的想象蓋成具體的房子，則是格桑朗杰的父親所為。

　　旺欽評價他的父親邦達·多吉時說，他最厲害的就是那雙眼睛，看人看得非常準。例如格桑朗杰的父親，一個字不識，但鐵木土石各門技活乃至管家理財，無所不能，具善解人意，我父親想得到，他父親便能做得到。識才用人，大概是所有政治家的共同特征。

　　造就邦達·多吉為藏東政治軍事人物的，除了家族基礎外，還有其復雜因素。康區山地，高山峽谷，養育著驍勇剽悍的康巴人，他們以性情剛烈而著稱。昌都地處橫斷山脈，既是交通要塞，又為兵家必爭之地，西藏地方政府對其常常顯得鞭長莫及。這里，漢藏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甚密，地方政府或者無可奈何，或者大為惱火，康藏矛盾相當激烈，沖突時常發生。既有的家族基礎加上現實的社會斗爭，使邦達·多吉成為康巴人利益的代表。

　　1932年，西藏噶廈政府委任邦達·多吉為芒康、察雅兩宗之基巧即總管，想以此來掩飾對康巴人的鄙視和不滿，表示康巴人在西藏軍政地位上的平等。卻不料邦達·多吉對此不僅不感恩戴德，反而愈發感到噶廈政府這一政治手段的險惡用心。他利用康藏矛盾，四處奔走聯絡，呼號游說，宣示自己改變貴族專制的雄心大志，歷數封建農奴制度之罪惡，并提出自己的8條綱領性主張，其中包括：廢除貴族世襲制，廢除無償烏拉差役，發展民族經濟文化，興辦教育，推廣藏漢雙語教學，加強川康滇各民族團結，抵抗西方殖民勢力入侵，等等。邦達·多吉在自己的家鄉芒康縣聯合起當地18頭人，欲起造反。但在關鍵之時，18頭人背叛了他，轉而迎合藏軍的進攻。

　　1933年，邦達·多吉不得不率領自己的部隊放棄芒康，到巴塘避難。他將部隊化整為零，打算同藏軍開展游擊戰爭，他本人則折往東南，前往南京，以求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在這里，他遇到了與他同命相憐的昌都同鄉、也是慘遭噶廈政府之害的諾那活佛。蔣介石即封諾那活佛為宣慰使，封邦達·多吉為宣慰組長兼地方武裝組長。

　　旺欽在評價父親識才用人時舉的另一個例子是他的一位部下仲麥 格桑扎西。此公現在也是昌都地區政協副秘書長，現已年過古稀。我去拜訪此公，雖說老先生消瘦，但氣色精神頗好。邦達·多吉組織武裝力量，親任騎兵大隊長時，仲麥 格桑扎西任中隊長，邦氏做馱運買賣時，此人則是主要幫辦。老先生自幼在巴塘讀書，精于漢藏兩文，雖后來被入冤獄，如今卻依舊記憶清晰，思維活躍，邏輯嚴密，目前止伏于案頭，撰寫文史。在回憶邦達·多吉的文章中，他條理不紊地評論道：

　　在歷史上凡青康藏軍之沖突，實為國內局部之爭端，非外人所可得而干預，但西藏方面對青康區的武裝進犯，往往由英帝國主義有陰謀的暗中策劃而進行。但師出無名，失道寡助，在各戰區先后遭到失敗而返回金沙江之西。

　　此后，邦達·多吉的游擊隊伍出沒于金沙江兩岸，給予藏軍多次打擊，最后，噶廈政府不得不放棄其所謂尊嚴，委曲求全，坐下來與邦氏談判，并負責賠償邦氏一切損失。邦達·多吉回到芒康，繼續組織他的由西藏至印度的馱運生意。但他無論從個人感情還是涉及民族乃至國家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仍然與噶廈政府分庭抗禮，勢不兩立。

　　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噶廈政府中的分裂勢力對中原大局隔岸觀火，甚至企圖趁火打劫，而邦達·多吉則有與中華民族共存亡之志。前年在重慶舉行的一次關于抗戰時期文史資料座談會上。作為西藏唯一的與會者，仲麥 格桑扎西披露，在日本侵略者對抗戰后方實行戰略封鎖，切斷海路運輸線時，邦達·多吉則開辟印度經西藏直通川滇的陸路國際運輸線，支援抗戰物資達一億五千萬美元。仲麥 格桑扎西還另文介紹，1939年，國民黨第31集團軍宋希濂將軍曾就抗戰事宜聯系邦達·多吉，邦氏表示，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一旦日本侵略者深入康區，邦達·多吉愿赴疆場，與日寇作殊死斗爭。擔任這次重要聯絡的翻譯，即是精通藏漢兩語的仲麥 格桑扎西先生本人。先生的披露，據研究抗戰史的專家學者認為，是有重要意義的，邦氏的作為，應當說更證明了抗日戰爭的全民族性。證明了在抵御外來侵略時中華各民族的一致性。

　　邦達·多吉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善于洞察歷史發展趨勢，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懂得了應當將康藏民族的希望寄于何處。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班禪大師致電毛澤東主席要求解放西藏，邦達·多吉則派人前往北京，上書朱總司令，要求解放軍早日解放康藏人民。在昌都戰役和進軍西藏過程中，邦達·多吉極盡所能，給進藏部隊以支持協助，并欣然出任昌都解放委員會副主任。

圖為邦達·多吉的兒子旺欽和孫女旺姆

　　在言談之間，我感到旺欽更為關注的是人們對已故父親的評價。邦達·多吉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人物，“文革”后期在拉薩悄然逝去。據說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曾想把自己的一生記錄下來，遺憾的是他只寫了幾行字。他沒有能夠看到中央各項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沒有能夠看到西藏今天的風采。在慶祝昌都解放40周年的時候，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代表從北京趕來，在他們的賀信中，對邦達·多吉和其他愛國人士在進軍西藏過程中所作的歷史貢獻，再次給予了肯定。第二天，我又到旺欽家去，旺欽很有感慨地說，共產黨沒有忘了老朋友啊。（中國西藏網　文、供圖/亞格博）

　　補記：這是1990年我參加昌都解放慶祝活動后寫的一篇文字，發表在1991年《雪域文化》秋季號，近30年過去，偶然找到舊作，大致與后來的《形色藏人》風格相近，故納入之。有趣的是，2011年我重返西藏的聊天中得知，我的房東居然就是本文主人翁邦達·多吉的孫女，真是緣分啊！從她那兒得知，邦達·旺欽現在年事已高，但身體還是不錯的，現多住于成都。

　　[桑旦拉卓讀后感]

　　西藏的人絕大多數都聽聞過邦達家族。尤其是在帶動經濟方面他們做出過卓越的貢獻，在邦達家族輝煌的成就下，他們也經歷了各種磨難和委屈，但縱觀多么艱難的歷史背景，邦達倉的人都挺了過來，并且逆流而上。

　　最讓我欽佩的是邦達·旺欽的夫人扎西白姆對孩子的教育方式，她教導孩子們不要總是追求功名利祿，金錢地位，更注重的是如何不迷失做人的基本原則。

　　我想扎西白姆夫人感悟到了追求功名利祿只是人生的一個幻光，更重要的是學會怎么做人、享受人生，比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或成為一個燃燒自己、照亮他人的人民教師。

　　這樣正能量的三觀，傳播到如今的社會，相信會拯救更多迷失自我的人。

　　在我寫的形色藏人的每一篇后面，都有我的養女桑旦拉卓寫的讀后感。至于桑旦拉卓怎樣成為我的養女，這篇以往的文章中可以看到——2008年第5期《十月》雜志《悲傷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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