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去年的“12日戰爭”相比，本次美國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有何異同？

　　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李海東在接受總臺環球資訊《閃評》欄目專訪時表示，美國此次對伊朗的空襲已超越單純軍事打擊，成為一場以政權更迭為政治賭注、以制造地區分裂鞏固霸權為戰略底牌的“豪賭”，其延宕的混亂或將重塑中東權力格局，卻難以為該地區帶來真正的安全與穩定。

　　與上次美國空襲伊朗核設施相比，這次美國對伊朗的空襲同樣是在同以色列的緊密協調配合下推動出現的，同時，這次的攻擊目標依然沒放過伊朗的核設施。

　　與上次空襲不同的是，這次對伊朗的空襲帶有全局性，政治意圖很明顯：空襲的目標不僅是伊朗的核設施，也包括伊朗的重要政治目標。這意味著美國在這次空襲中更希望達成其政治意圖，即美國反復宣稱的伊朗政權變更的意圖。

　　這次美方對伊朗的空襲帶有“豪賭”的特點，其產生的后果目前難以預料。如果按特朗普政府所宣稱的目標推進，這很可能意味著中東地區混亂的局面會延宕下去。

　　就此次對伊朗的打擊，美國國內爭議也很大。美國民主黨籍參議員蒂姆?凱恩認為，國會應立即復會，就其提出的《戰爭權力決議案》進行投票，阻止總統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擅自將美國武裝力量投入對伊朗的戰爭。

　　美國國會或其他力量有可能阻止特朗普政府后續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嗎？為何美國國會在制約總統對外戰爭方面的效果越來越小？

　　李海東坦言，美國國會或其他力量很難阻止美國總統的對外軍事行動。

　　根據美國憲法，宣戰權在國會，而戰爭具體實施的權力在總統。但美國對外軍事行動紀錄顯示，往往是總統率先對外發起軍事行動，隨后國會要么追認，要么在對美國總統的所作所為進行批評后不得不跟隨總統的意志。可以說，國會和總統間圍繞戰爭權力的爭執，是美國自身權力運作的一個固有特色。

　　二戰結束后，美國絕大多數對外戰爭皆由美國總統對外發起、而后美國國會最終默認。美國國會議員人數眾多，民主、共和兩黨在涉及是否遵循總統關于軍事決定的議題方面分歧又很大，國會的運轉效率頗成問題，客觀上為美國總統在涉及戰爭和軍事行動問題上擁有更多權力創造了條件。就發動戰爭和采取軍事行動而言，主動權明顯在總統這邊，國會對總統相關權力的限制被歷史證明是非常有限的。

　　2月26日的美伊第三輪間接會談未能達成協議。2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曾表示，還將會有進一步會談。但如今，美以突然對伊朗發動襲擊。

　　美國在同伊朗談判期間，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軍事襲擊，這會帶來怎樣的國際影響？

　　李海東表示，這種做法鮮明地體現出美國“以亂謀利”的固有行為方式。

　　美國這樣做顯示出一種“叢林法則”做派——不尊重國際多邊機制，不尊重聯合國的權威，借自身實力優勢任意對其他主權國家進行武力攻擊，的確讓世界各國感到擔憂。畢竟國際法、國際規則、聯合國的權威性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尊重，世界和平與繁榮才有可能。

　　美國現有做法明顯將中東地區帶向更深層次的混亂，中東地區很可能會進入另一個混亂循環周期。而中東地區越混亂，美國在該地區就越能夸大其“不可或缺性”。所以，美國這種做法的確令人詬病。

　　來源丨總臺環球資訊

　　記者丨朱宛玲

　　簽審丨王昆鵬 李琳

　　監制丨劉軼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