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我去桑日縣絨鄉扶貧調研，絨鄉位于雅魯藏布江畔，自然條件差，群眾生活困難。在調研時，我了解到有一位名叫次仁央宗的小姑娘，她雖然考入了河北民族師范大學，但因為家里經濟困難，讓次仁央宗躊躇不已。了解到這些情況后，我決定去次仁央宗家里看看。

　　我去時，正值夏收時節，父親頓珠下地干活去了；母親吾金曲珍靦腆少言，微笑著端來酥油茶。我同次仁央宗交談后得知，她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吃穿住都由國家負擔，家里尚可維持。現在她要上大學，路費、學費、生活費對于她家來說，不堪重負。眼看著上學時間日益臨近，他們一家都非常著急。

　　接受高等教育是人生的重要機遇。一個藏族農家小孩，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上大學機會，實屬不易，卻因經濟拮據難以實現，令人同情。作為一名援藏干部，扶危濟困是應盡的本分。

　　我想，在這個關鍵節點施以援手，或許將使她終身受益，于是，當即決定資助她。

　　9月初，次仁央宗如期上學。不久，她來信向我介紹了學習情況，信中最后寫道：“如果沒有您的資助，家里是沒有能力繼續供我上學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得到這樣的幫助。這是我人生中最難忘、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2003年夏天，我結束援藏工作，心中還是牽掛著次仁央宗。于是，我帶上磚茶和毛毯又去了絨鄉。從資助次仁央宗起，我已經來絨鄉5次了。吾金曲珍從地里趕回來，為我獻上哈達，倒上酥油茶。歲月的風霜和生活的壓力催老了她的容顏。她用黝黑粗糙的雙手捧著我的雙手，眼里噙著淚水，激動地說：“如果不是您的幫助，女兒就無法上大學。您就像她的父親一樣。我們全家都不會忘記。”分別的時候，她將家中積攢很久的一小布袋藏雞蛋送給我。我想，這可能是她僅能示人的禮物，便狠下心來婉言謝絕，但那份真摯的感情，卻永遠留在記憶里。

　　離開西藏后，我依然關注著次仁央宗，主動了解她的學習和生活情況。當看到她漸漸適應了新的環境，成績也不斷提高，期末考試取得班級第九名的好成績的時候，我比她還高興。

　　隔年秋天，我按時寄去生活費時，次仁央宗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跟我說：“民族學院是五年制，實行三二分段。暑假前要交清后兩年學費。”于是我立即將剩余的學費寄去給她，決定繼續資助她完成學業。

　　大學畢業后，次仁央宗分配到日喀則市定日縣絨轄鄉中心小學當老師。“這里離家很遠，離邊境很近。不通車、不通電、不通郵，接不到電話更沒有網絡……”聽著電話那頭次仁央宗的聲音，望著武陵山連綿的群山，我既痛惜又無奈，心里還多了一份擔心。

　　3年后，我突然收到次仁央宗的電子郵件。與她重新取得聯系，讓我既高興又感慨。2014年夏天，我隨代表團回到山南。正在桑日縣休假探親的次仁央宗連夜趕到澤當與我相見。10年之后的次仁央宗，再也不是那個有些怯生的小姑娘了。長期在高寒偏遠地區教書育人，使她變得更加成熟。她的臉上雖然已經有些歲月的印記，但眼睛依然明亮。她工作出色，教學有成，并光榮入了黨。還在日喀則、定日的教師教學大賽中多次獲獎，曾3次獲得定日縣優秀教師“園丁獎”。

　　次仁央宗已經成家，并有了一個5歲的孩子。她父親已經去世了，母親患有嚴重的風濕病，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顧。自己遠離家鄉，一心牽掛兩頭，忠孝難雙全，她感到很為難。我有些心疼這個自己曾經資助過的小姑娘。在藏考察期間，我積極聯系援藏醫生為她母親治病，并請求過去的同事對她母親給予幫助。同事說：“你回去多年，還這么關心有困難的藏族孩子，我們還能不盡心竭力嗎？”

　　2017年8月，次仁央宗打來電話說，她已調入桑日縣中學，并已經辦完所有手續。她剛講兩句，就泣不成聲，久久難以平復，又說：“於翔叔叔，特別感謝您！除了父母以外，您就是我最親的人。我會永遠銘記的。”在外工作多年的次仁央宗終于回到家鄉。長久的期盼，終于有了圓滿的結果。

　　兩年前，我再次回到山南，專程去桑日縣看望次仁央宗。她早早在學校門口等候，笑容像高原的陽光一樣燦爛，她熱情地為我獻上哈達，領著我走進學校參觀介紹，在民族團結拱門前合影留念。如今，她擔任了初中年級班主任兼英文教師。在山南市、桑日縣教學論文、教學實踐大賽中屢獲大獎，多次被評為“骨干教師”“優秀教師”，連續獲得“優秀班主任”稱號，深得學生的愛戴。一路走來，無論是在邊疆還是在家鄉，次仁央宗執著于心，兢兢業業，堅定地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看著她干練自信的樣子，我不勝歡欣。

　　中央對口援藏工作實施30年來，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藏族女孩次仁央宗從貧困學生成為人民教師、從受助者成為施教者的人生經歷，使我充分認識到對口援藏工作的重要性。

　　三年援藏，一生情結。是援藏的機緣，把我和次仁央宗聯系在一起。當初資助她的時候，并沒有想到這份漢藏情誼會延續20年。我關注的目光會一直追隨她成長的腳步。她是我在西藏的孩子，也是我永久的掛念。

　　（作者系湖北省第三批援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