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的康定 （孫明經攝影） 

　　“茶葉深深融入中國人生活，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有茶之交易，始顯打箭爐（今康定），其交易之繁榮，促打箭爐之興。康定城，當年就是一個以漢藏貿易為中心的地方，以茶葉為中心的漢藏貿易。今天講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藏茶是必須推到前臺的。成都有諺稱“喝茶無事，無事喝茶”，有的一句“茶禪一味”，似乎更加玄妙。藏族民謠則稱“只要吃著鹿肉，縱使膘瘦，不必擔心；只要喝著雅茶，縱無酥油，不必擔心”。兒時，母親常說的一句話：“加察熱！加霞熱！加梭熱！”這句藏語翻譯過來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顯然，茶之地位在每個人不盡相同，而對于藏民族來說，則重要許多。茶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響，令人更為感慨。 

　　在藏族民歌中，對茶的敘述很多。如： 

　　“小紫蹄騾子的走法，若像東方白云一樣， 

　　雅茶運入藏地，只需一個早晨。 

　　內地來的茶垛，比喜馬拉雅山還高。 

　　濃郁芳香的內地茶，拌上糌粑就最香甜。” 

舊時康定鍋莊女（四川民族學院郭重曦繪） 

　　乾隆四年刊印的《雅州府志》稱當時的打箭爐“瘠土不毛，唯播種青稞，豌豆，畜養牛羊，擠乳作酥，拌糌粑而食，余無所產。” 

　　乾隆年間“打箭爐市漸興旺，雅爐之間貨運日盛，（瀘定）橋之西端，腳店蔚起”。“清代以來，隨著清朝直接在康定設關治理，漢藏貿易迅速發展，打箭爐成為川藏交通的樞要和漢藏貿易最繁盛的市場，漢藏商人、軍民云集打箭爐，適應商人食宿和營業的需求，鍋莊業應運而生。” “康定這個地方，它剛剛是海拔兩千米，四季都比較涼爽，牦牛漫山遍野都是。內地的人在這兒也能行。所以康定就很適合牦牛和馬幫駝隊、人生存的環境，這是個地理環境對歷史事件的影響。” 

　　有學者言“康定扼東西交通之充要，為運輸工具之變化地，東來者悉由人力背負，西運者因踏入高原牧場，茶之輸送，端賴牛馱。”這種特別的運輸方式，東來者即為來自內地的背夫，西運者則為來自高原的趕牛者。 

　　“雅安的茶，一個是口感比較合適西藏那邊，第二個是熬清茶，再一個是價格比較便宜，這個是康定茶馬古道的一個情況。茶馬古道你可以看到經濟的一個命脈變成了政治的命脈，這個文化呢就隨之而起了。”之后，由于邊茶在此集散，生意逐漸興隆，四十八家“鍋莊”（行棧性質）先后形成，打箭爐市面因而繁榮，帶動了以茶為主體的漢藏貿易。正是“川康茶葉，對藏民重要食品，貿易貨量及價值，約為其他貿易所不及。” 

馬幫（四川民族學院郭重曦繪） 

　　十八世紀末，打箭爐輸藏貨物的總值達一百零五萬三千四百九十一兩，但茶磚已達九十四萬八千五百九十一兩，約占總數的90%，所以其他的貨物，只可作為一種點綴的性質，而打箭爐與西藏間的貿易，近乎完全以茶葉為重心了。 

　　到了民國時期，繼清末的“邊茶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各種商號興起，打箭爐成為川邊一大商業重鎮。據民國二十四年康定市政公所對全城十多個行業所做的調查，各種商家就有二百五十戶。故有“打箭爐霧氣騰騰，德泰合賽過北京”的童謠。 

　　有學者稱：“南路邊茶，實具維系與溝通康藏間民族之力量，未可等閑視之。” 

　　圍繞東來西去，康定城則產生了新的職業，新的工作，新的商業模式。于是衍生了商人、鍋莊主、“甲珠娃”（縫茶工）、牛皮加工作坊、背茶女等。他們在康定的交往交流交融如酥油與茶的匯合，相互間雖然有磨合期，但最終相互了解，相互理解。 

　　民國時期，西來的藏族騾幫，胸前都掛著碗口大的銅鈴，額頭上懸著避邪鏡，脖子上掛著小旗，上書“開路先鋒”“一路順風”“一路平安”的藏漢雙文，紅底白字。旗子上蓋有西藏、西康的政府關防大印，馬幫就憑此闖關過卡，碰上迎面而來的馬幫，也仗此要對方讓路。 

　　那時，“在康定市面上活動的任務，是來自各方，操著不同語言，抱著不同宗教信仰，穿著不同的服裝的分子。但他們所經營的事業，則可以概括地說，他們分工合作，把茶由雅安運到康定，再運到用茶的目的地”。 

　　民國時期，康定作為內地與西藏貿易的主要中心之一，聚集了很多漢族商人，據統計，在1910年，康定、道孚、爐霍、德格幾縣，共有固定居住之漢民近4，000戶，其中僅康定一城，就有漢商3，000戶。據曾入藏考察的劉贊廷1941年的統計，甘孜藏區漢藏組合的家庭高達45，000戶。此時康定，已成藏邊民族經貿活動最重要之商埠，“凡康藏土戶系由此出口，以黃金、麝香、碉砂、藥材、羊毛、皮革為大宗；入口以川茶、綢緞、布匹、鋼鐵、器具、瓷器以及雜貨等，每年交易數字至一千八百余萬兩。”我們分析康定陜商大規模發展的文化原因就可了解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相互關系。                

　　康定折多河西岸是商業的集中區，也是陜商的集中地。執康定商界牛耳的為陜西幫商人。《西康紀要》中談到，在雅屬制茶之店號，有茶引六萬一千一百引，其中有一萬七千五百張在陜西幫商人之手。而陜商之所以能競爭過本地的川商在康定形成商業街，是因為陜商能與藏羌等少數民族友好相處，善于“入鄉隨俗”，他們非常重視民族平等與團結友好，善于向藏族虛心學習，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同時，繼承了自文成公主入藏開創的藏漢甥舅一家的傳統，與當地藏族通婚，成家定居，從而與藏民打成一片。陜商曾在與康定藏民友好融合過程中，編寫過一本漢藏對譯的“韻書”，至今仍在當地廣泛流傳。書中將藏漢語言對譯編成口訣，很易記憶。比如：天叫“郎”，地叫“沙”，驢子“孤日”馬叫“打”，“卻”是你，“可”是他，藏人“米瑪”，漢稱“甲”，酥油“瑪”，鹽巴“察”，喝茶“加統”飯“熱瑪。”      

　　陜商在藏區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為藏族兄弟帶去了先進的農業生產和蔬菜種植技術。所以康定一帶藏民樂意向陜西商民學習，接受了漢族一日三餐制，家中也以使用漢式的桌凳、床帳為榮。許多藏民與陜民通婚，甚至改用漢姓。 

　　1942年8月設立的康藏貿易公司，則發揮了自身的特殊作用。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格桑澤仁、鄧珠郎杰、夏克刀登、黃正清、邦達多吉、桑都居冕、麻傾翁及西康省主持財政金融的官員李萬華、李先春等籌資，以“政府開發邊疆之意，經營康藏進出口貿易，以發展并增進中藏經濟之關系為宗旨”， 不論環境如何困難，力求促進增強康省與西康、中央與拉薩間之關系、經濟聯系。公司自有騾馬，馱牛等，“因各處站主管人員及該公司股東，頗多原系康藏土司頭人，或為大寺院喇嘛，隨時可就地征調私有牛馬，最多能達兩千頭”。主要經營川茶銷藏及西藏、西康土產如皮毛、山貨等銷售內地，并從印度購買洋貨、機器銷往國內。康藏貿易公司與國民政府高層建立有良好的關系，總經理格桑悅希、常務董事鄧珠郎杰等曾多次受到蔣介石的召見。公司成立后，因其雄厚的財力，良好的人脈關系，在邊茶貿易中承擔起重要角色。 

　　百姓生活中的文化交融，可從當地人從事的職業和社交活動體現出來。1890年，有外國人記敘說，“不同種族的人混雜在一起，很奇特，把街道擠得滿滿的”。他又寫道：城里漢人一般經商和開店，藏人大多被商隊雇傭。他住宿的鍋莊的女主人是藏人。“鍋莊都是女人當家，為什么她們能當家？她們能說會道，既懂漢語又懂藏語，她就有這個本事。在她的家里，招待漢族的方式是一套，比如你吃印度的紙煙，過去漢族地方的黃煙，水煙袋，她就請你吃這個，你是漢族的，然后這個泡茶。按照漢族人的方式。但藏族的商人去了以后怎么辦呢，那就是—鼻煙，酥油茶、牛肉，她這個禮節都體現了文化交流。”他在鍋莊還見到藏漢婦女的一次聚會：“旅店里有一場女性宴會，我從未見過這種場面。大約20個漢藏女子，均著最好的服飾到來。漢族女子身穿絲綢，頭發抹油，雙頰撲粉；藏族女子身穿深色毛織外衣和褲子，高靴至膝。他們渾身戴著金銀珠寶，聚會約在下午2點開始，他們玩到6點才散去”。 

康定鍋莊舞（孫明經攝影） 

　　他還提到漢藏百姓“無比興奮”的賽馬會，雖是藏族明正土司舉辦，卻是當地漢藏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往往萬人空巷。 

　　著名學者曾昭掄曾談到1936年去康定時“和我們一起由重慶動身的高志慎小姐，這次是回到康定療養衛生院做事。她家原來是四川人，住在康定已有兩代。從小在康定生長，她得到教會的幫助，到江蘇去讀書，后來成為有經驗的護士。在外面一去十幾年，這次方才回到故鄉。我們因為一路同行到成都，彼此成了朋友。雖然她家不過一樓一底的小房子，下面還是她母親所開的店鋪，我們卻常到她那里去坐。每次去了，她和她的母親，都請我們吃東西。在生活程度那么高的康定，這未嘗不是一顆救星。在高家我們學到最初的幾句藏語，而且學會了捏糌粑、喝酥油茶——這些逛西康必需的初級教育。許多人很不喜歡吃糌粑，我個人倒是從頭就覺得它并不難吃。在康定漢人所常吃的“鍋盔”（一種厚的燒餅 )，為另一種我們常常揩油的食品。高家的友誼，是一件我們西康旅行中永不能忘記的事。由這種關系，我們認識了不少的人，知道了不少關于西康的事。” 

　　由茶而起的文化影響，則更是深入骨髓。這里有安覺寺、清真寺，也有真元堂、福音堂、關帝廟；有四月八、元根燈會。這些屬于中國本土儒教、道教和外來佛教中國化的史跡，代表著不同宗教文化、散發著永恒藝術魅力的文化遺產，是多元文化和諧相處、互相交融的歷史見證。這里除了“國立邊疆學校”，亦有“西陲五明學院”。這里吸引了諸多中國著名藝術家、學者，如馬長壽、張大千、吳作人、戴愛蓮、葉淺予、任乃強、李思純、徐益棠、柯象峰、莊學本、孫明經、大衛尼爾等。當地學者謝國安、馮有志、日庫覺麥秋吉俄日等在國內也頗有影響。那時，春節的康定非常熱鬧，設施、設備雖差，但人們自發的街頭活動豐富多彩，龍燈、獅燈、馬燈、跑旱船，吸引著人們追逐、嬉鬧，使寒冷的高原小城熱鬧非凡。特別是“鬧山鑼鼓”，節奏鮮明、鏗鏘有力，充分體現了康定人熱情、奔放的性格，極富康定特色。 

　　以上種種，處于南來北往交通要道的打箭爐是漢藏間的商貿中心和文化交匯處，具有包容不同文化的區域開放性，從一個方面有效地改變涉藏地區長期所處的文化狀態，使之經常性地與現代文明和外來文化相互交流，取長補短，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動力。 

　　整個民國時期，印茶一直沒有放棄對西藏茶市的覬覦，但雅茶則始終具有超強的競爭力，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作用。不同文化共存，藏漢民族交融。這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所決定，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傳承和守護這份文化遺產，是我們不可懈怠的責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