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旅游學院四川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川在民族史研究領域深耕多年，近年，他以聚焦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地在抗戰時期的“獻金運動”做了專題研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向我們娓娓道來這段全民愛國史詩，揭開其背后各民族生死與共的精神密碼。 

　　“我之所以關注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地的民族抗戰，主要與我一直以來的學術旨趣有關。我長期從事中國民族史，尤其是中國藏族歷史研究。關于民族地區抗戰運動或事件的研究成果，我十多年前發表過幾篇論文。”王川談起自己的研究成果時介紹，“后來，在梳理近代藏族社會變遷時，我發現抗戰時期涉藏地區民眾的愛國行動雖有零星記載，卻鮮有專題研究。我認為，這些地區的民族抗戰史，不僅是中國近代藏族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國全民族抗戰史中不可忽視的內容。我認為有必要將這一段重要歷史重新展現分享給大家，既有利于喚醒與強化少數民族同胞尤其是藏族同胞參與愛國、衛國運動的歷史記憶，又有利于凝聚并增強社會各界、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 

　　
圖為王川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尤其讓王川觸動的是，這些匯聚抗日愛國力量的行動并非孤立存在：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成立，到1938年武漢獻金運動后各地僧俗民眾的踴躍捐獻，貫穿抗戰的愛國實踐，成為了全民族抗戰的組成部分。 

　　談及這一貫穿抗戰始終的愛國運動，王川梳理出清晰的發展脈絡。1938年武漢獻金運動前為“自發萌芽期”，早在1931年10月，北京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與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等人發起的“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便以“六百萬康藏父老兄弟姊妹，共膺斯義”的宣言，拉開了西南捐獻類抗日活動的序幕。抗戰時期西康民眾捐錢買飛機、駐藏辦事處職員捐薪慰勞將士，這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實踐，成為獻金運動的雛形。1938年7月武漢獻金運動開始后，涉藏地區迅速進入“全面響應期”。8月，“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帶回的《回康宣告書》除了呼吁遵守國法與安定地方、寺廟念經祈禱之外，其他均系“獻金運動”，即捐獻錢財、獻糧、獻機、捐獻書報、寒衣鞋襪，并開展慰勞活動。 

　　而且，這些地區的獻金運動“沒出現官僚系統腐敗導致捐款被挪用的社會問題，沒有強制攤派，民眾全憑自覺各盡所能。”王川介紹并舉例，地方土司、頭人等經濟實力較雄厚群體，大多一人捐獻一百至兩三百元，普通民眾則捐獻幾元；學生群體亦能捐獻幾角錢，廣袤地域上的“全民同心”令人動容。雖然這些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口稀少而籌集資金有限，但這其中凝聚力量、鼓舞士氣、提升民眾愛國熱忱、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作用卻不容低估。 

　　
圖為伊文思拍攝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中記錄的武漢各界人士紛紛參與獻金的場面 圖片來源于湖北日報 

　　王川研究發現，這場現金運動具有“全民參與廣泛性”與“捐獻形式多樣性”的特點，而且表現出政府引導與民眾自發并存的特點。他一一分析，從參與人物的身份而言，參與者既包括了涉藏地區上層人士，如藏傳佛教高僧、西藏地方政府的貴族；也包括了土司、頭人等地方中上層勢力；還包括廣大的普通僧俗民眾。同時，川、康、青、滇等涉藏地區的藏族群眾亦通過地方政府或民間組織加入運動，而且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響應，形成跨區域的愛國行動。比如廣為人知的九世班禪、喜饒嘉措大師呼吁抗戰，白玉縣噶拖寺呼圖克圖捐藏洋為將士添置棉衣，亦有卓克基土司索觀瀛于1938年呈文表示“今者全國紛紛舉行七七抗戰建國紀念，追悼前線陣亡將士，并舉行獻金運動”，對日本侵華“憤激中心、午夜彷徨、痛恨倭奴”，并表示“心殷敵愾、有志請纓”，捐獻法幣兩百元。當時這筆款項，相當于普通家庭數月收入或可購買數噸糧食。普通民眾的行動更顯赤誠：1938年巴安縣（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八一三”獻金大會上，千余名民眾參會，“莫不傾囊捐輸，是日共計募得大洋五百余元”，卸任縣長吳筱波捐30元現金及500元公司股本，被報刊贊為“洗家助戰，令人動容”；理化縣（今四川甘孜理塘）的獻金名單里，44名小學生各捐2角，65名漢藏商民捐2角至20元不等，寺院喇嘛亦捐448元藏洋…… 

　　同時，捐獻形式更超越“獻金”字面意義。捐獻物不止是金錢，還包括金銀首飾、糧食布匹、牛馬牲畜、公司股份，甚至飛機大炮等武器裝備，連同建設公路、修建機場、維持交通線正常運轉等，也是獻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都是為抗戰獲勝而貢獻各自的力量，故而亦為獻金運動多樣性的表現和形式上的延展。王川表示，這些都可以視為“全民抗戰”的生動實踐，彰顯著各民族休戚與共的精神。以“康藏印驛運線”為例，當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1942年5月切斷了“滇緬公路”。中國對外交通嚴重受阻，僅剩下西北陸路通道、西南艱難崎嶇“茶馬古道”尚通。當時的政府在傳統茶馬古道基礎上開通的“康藏印驛運線”，由西康、西藏、四川、云南的各族同胞尤其是藏族同胞以馬幫方式經營，在這一地勢險峻的陸路上運輸抗戰物資。他認為，這一陸路運輸線對于中國抗戰戰略物資的進出口，有力支援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也推動了西南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經濟互通往來，推動了民族團結，為最終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在王川看來，這段歷史最深刻的價值，在于見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過程，對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啟示尤為深遠。他表示，作為學者，繼續深入研究中國各民族的抗戰歷史，對于“重塑這段歷史，讓更多人知曉藏族等少數民族同胞的貢獻，挖掘其中‘各民族生死與共’的實踐價值，既是學術責任，也是現實關懷”，也希望更多人關注民族地區抗戰史，讓全民族抗戰史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學術根基，讓這段歷史煥發新的生命力。（中國西藏網 記者/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