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今天，烽火硝煙中的飄零歲月穿越歷史而來，與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共振。這期間，無數藏傳佛教界人士高揚抗日統一戰線旗幟，堅定不移走民族團結道路，于民族危亡時刻大義凜然，為喚醒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貢獻出激蕩人心的精神力量。 

　　時任西藏駐京（南京）總代表兼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原色拉寺堪布（主持）貢覺仲尼(1885—1944)，正如這面明鏡，映照著邊疆地區與內地休戚與共、血脈相連的影像。 

圖為雍和宮堪布、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 圖片由四川民族學院 重曦繪 

　　1931年發起并組織“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發出《告全國同胞書》；1932年巧妙解決康藏糾紛，化干戈為玉帛；1938年參與“蒙藏回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在獻禮儀式上慷慨演說，批駁日本“違背教義”之行、聯合發表《敬告全國抗戰將士書》…… 

　　無論是作為喇嘛堪布，還是西藏駐京辦總代表，貢覺仲尼始終將“我之無我”的大局觀融入做人做事之中，成為戰時維系并增進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團結的關鍵紐帶，于無聲處為民族救亡圖存貢獻了重要的力量。 

　　“藏人擁護中央，以抗外力之侵越，不后他人。” 

　　1931年，南京正式成立西藏駐京辦事處，先前受十三世達賴喇嘛委派赴南京的貢覺仲尼，擔任駐京辦事處處長一職，將中央與西藏地方之間的溝通制度化。這一舉措在民族危機中尤為關鍵——當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炮火轟擊東北，貢覺仲尼立即聯合羅桑堅贊（時任九世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等宗教界人士，在南京成立“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通電全國人民，要“以必死之心，救危亡之國”。 

　　這種溝通機制的搭建，不僅是行政職能的完善，更是精神紐帶的編織。全民族抗戰讓中華民族爆發出空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1938年12月，受駐京同仁影響，西藏哲蚌寺僧人主動上呈中央，建議應于康藏各地早日施行政令，征集兵員。僧眾將無畏化作抗戰士氣，共赴國難。這種跨越地域的精神動員，讓邊疆與內地在抗敵旗幟下血脈相通。 

　　“我國人精誠團結一致御外之時，愛國熱情誰不如我。” 

　　《申報》曾指出，日寇侵略我國最毒辣的手段是離間我們的民族。面對日寇“以藏制漢”的分裂陰謀，貢覺仲尼展現出超越時代的政治洞察力。 

　　1932年，西藏地方政府與當時西康國民黨川藏邊界軍總司令劉文輝部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作為西藏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在其間充分協調的同時，多次向國民政府陳明利害：“現當日本侵占遼吉情形緊急，我國人精誠團結一致御外之時，愛國熱情誰不如我，尤宜亟泯國內一切糾紛，集中全力以赴之。”在他的斡旋溝通下，川藏糾紛得以緩解，避免了邊疆內憂對抗戰大局的干擾。這種“外侮當前，宜泯內爭”的遠見卓識，成為維護國家統一的典范。 

　　在貢覺仲尼政治生涯中，每每有關于“中華民族是一體”的言論，總是振聾發聵，影響頗深。在1938年“蒙回藏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開赴徐州前線的獻禮儀式上，貢覺仲尼不僅狠厲地批駁了日寇違背宗教教義的行為，還將之化作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催化劑，極大地激勵了前線的抗日戰士。 

　　拯救中華民族于危亡，離不開萬千人民的大團結，貢覺仲尼的這種擔當，正是當時中國各族各界愛國赤誠的縮影。為致敬慰問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們，由蒙古、藏、回等各民族出席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以及在武漢的各族人士聯合組織了“蒙回藏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該團不僅赴各前線看望抗戰將士、贈獻由漢蒙回藏四種文字繡成的三色緞制旗，還獻上了一份凝結著民族血性的《敬告全國抗戰將士書》，向國際社會呼告中華各民族之團結。 

　　“漢滿蒙回藏各民族，同為組成中華民族的份子，以歷史地理種種原因存亡與共相依為命，實有不可分離之關系……我們尤應以我們的共同力量，來消滅敵人所給予我們的共同痛苦。”這肺腑之聲，是“四萬萬人民”共同的心聲，更是貢覺仲尼等各民族代表日夜奔走、凝聚共識的誓言結晶。 

圖為1938年蒙回藏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 翻拍自《西藏歷史55講》 

　　從1923年赴京履職，15年間，貢覺仲尼始終在為籌謀維系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輾轉奔走于全國各地。直到1939年，他才“因年老請假返藏”。他回到西藏任布達拉宮大喇嘛后，仍不忘國難當頭，給予多方支持。1940年，他在色拉寺供養僧眾上千人，誦經念佛，祈禱祖國抗戰取得最后勝利。 

　　貢覺仲尼將民族危亡關頭的赤膽忠心，傳頌給億萬同胞。正如藏學家拉巴平措評價所說：“貢覺仲尼，是民國時期西藏反帝愛國力量的重要代表。”他見證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烽火中淬煉成鋼，評述著當“四萬萬五千萬人同心同德”的誓言響徹云霄時，任何強敵都必將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判詞。 

　　這份穿越時空的團結偉力，至今仍如格桑花般堅韌綻放，時刻警醒我們：唯有手足相親、命運與共，才能有錦繡河山，才能邁向民族復興的壯麗征程！（中國西藏網 文/多吉）